中图分类号：G40-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519(2016)01-0047-08 DOI：10.14138/j.1001-4519.2016.01.004708 自上世纪80年代的学术启蒙起，诸多有影响的学者都参与了本话题的讨论。应该说，对于教育理论与实践关系的性质及一些“基本问题”已经得到初步澄清，缺少的或许是更深层次的历史分析和学理探讨，以及如何真正改变人们在长期工作过程中形成的思维惯性。 一、由革命实践延伸的学术问题 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原本不是教育研究特别关注的问题，两者的关系原也并没有如此复杂和严峻。从古典学者到今天的教育研究，都没有把这个问题看成是特别纠结的学术问题。然而，在当下教育实践中，教育理论与实践为何会如此关系紧张？其重要原因来自于我们独特的政治历史传统，而非纯粹学术自身的矛盾和困顿。事实上，已经有少数学者开始讨论这个问题。比如，徐长福将关于实践问题的哲学研究分为三个阶段：改革开放前以毛泽东《实践论》为依据的阶段；改革开放到上世纪末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为依据的阶段；近年来以整个学术史上的经典著作为依据的阶段。①从这一研究可以间接看到，中国革命的思想历程在这一学术争论上留下的政治痕迹，致使对这一问题的讨论远超出学术辩论自身所能控制的范围。 在中国革命的政治实践中，革命导师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关于理论与实践关系的相关论述为依据，在多篇文章中对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进行了特别重要的讨论，甚至把这一问题视为事关中国革命成败的关键。伴随中国革命的成功和新中国的成立，这些论述及观点逐渐影响到学术领域并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话题。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说：“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②要求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必须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及理论必须联系实际。在这里，或许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第一次被作为政治问题提了出来。而在1937年的《实践论》中，毛泽东又分析了人类认识发展的过程：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及其循环往复的过程和规律。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不仅论述了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更重要的在于表达了实践第一性的原理。毛泽东写道：“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③由此，深刻表达了理论依赖于实践又服务于实践及实践为真理(理论)标准，以及理论与实践的不可分离性，甚至是绝对的依赖性。在这里，革命导师的话使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被从政治的高度定格下来，在经历了漫长的政治革命历程之后，这些观点逐步延伸到各个学术领域，并成为理论思考和科学研究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值得注意的是，在毛泽东有关理论与实践关系的论述中，关于理论指导实践的相关论述相对较少，而更多是对于实践第一性的论述，特别提醒防止理论的本本主义对革命实践的干扰和阻碍。毛泽东在《实践论》中也有关于理论重要性及指导实践的相关内容：“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理论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性充分地表现在列宁说过的一句话：‘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然而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么，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④。同时引用斯大林的话说：“理论若不和实践联系起来，就会变成无对象的理论，同样，实践若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就会变成盲目的实践。”⑤在这里，毛泽东虽然论述了理论的重要性并表达了对理论的尊重，但实际上最后还是为了说明实践的最终价值。革命导师对理论与实践关系的论述，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显示出革命理论强大的理论指导意义。然而，革命导师的这些观点在无形中对学术领域产生了深刻而复杂的影响。以教育领域为例，无论是理论领域本身还是教育实践工作，都或多或少出现了对理论的忽视甚至鄙视。时至今日，这种政治延伸的影响虽然已经不像“文化大革命”期间那样被作为“最高指示”或“箴言语录”，但却在涉及这一问题的学术传统上留下了一种潜在集体无意识。同时，由于教育科学的实践本质，导致理论的实践指导问题显得比其他学科更为突出，教育实践工作者对教育理论表现出强烈的甚至是盲目的期待，最终使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变得愈加紧张和复杂。 对于这一问题的尝试性和开放性讨论，直至上世纪改革开放后的学术启蒙才逐渐开始。应当说，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过程及政治实践中，尤其是严酷的战争年代，这样的立场不仅可以理解而且完全正确。然而，在今天看来，随意泛化这一带有特殊时代特征的政治立场却可能是有问题的。改革开放以后，诸多学者开始了大胆讨论，探讨教育理论的独立性和自足性。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和中国革命导师的政治思想，为我们探讨教育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提供了最基本的原则和立场，但绝不能直接用于诠释革命实践以外的所有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无论是作为经典作家的马克思本人还是作为革命领袖的毛泽东，都首先是站在社会变革和革命实践这一具体目的之上看理论问题的，而不是立足于纯粹学术研究的立场和背景。其实，在这些革命导师的相关论述中，也从来没有直接否定理论本身的独立性，以及对革命实践的巨大推动作用，而是迫于当时革命理论常常偏离革命实践的客观情况而特别强调实践第一性问题，至于理论本身是否具有独立探索和自我建构性质等学术问题没有给予更多论述。因为这些问题事实上并不是他们关心的或涉及革命的中心问题。在马克思和毛泽东等革命理论家那里，所谓的“理论”从本质上不是指单纯的学术理论，而是一种与革命实践密切相关的“政治理论”，如果没有人类解放的使命和想象，作为革命理论家的他们甚至不会对这个问题付诸如此之高的热情和兴趣。因此，作为一种纯粹学术性的讨论，应当奠基于更广泛而丰富的学术基础之上，而不能用革命导师的政治理论直接进行推导和延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