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1；B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16)03-0064-15 五四运动之后，梁漱溟曾因其《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那本书“暴得大名”①。该书出版后立即引起思想界的注意，反响非常热烈，没多久就出了第八版。关于梁漱溟提出的问题及引起的争论，笔者会另文讨论。本文要处理的是多数既存论著都把梁漱溟列为那时的“东方文化派”，其实梁漱溟和其中很多人的态度不太一样——他虽然要复兴中国文化，却主张先全盘西化，并且落实在以德先生和赛先生为核心的西化之上，期借此而实现中国文化的“翻身”。换言之，对新文化运动的标志性遗产和主流观念，梁漱溟是承认、接受并靠拢的，与很多论著上所描述的“东方文化派”，似有些距离。 其实不仅梁漱溟对新文化运动取妥协态度，很多被列为“东方文化派”的人，也大体赞同、接受以科学和民主为标志的西方文化，但他们和梁漱溟的具体主张又有不少差别，更重要的是他们并不特别认同梁漱溟的见解。实际上，对《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批驳最深刻、否定最彻底的，并非我们熟知的新文化人，恰是被时人和后人列入“东方文化派”者以及一些比他们更坚持“东方文化”立场的人。这方面的曲折微妙，也需要辨析和探讨。 一、“东方文化派”的提出 所谓“东方文化派”的提法，或出自中共人士。邓中夏1923年说，当时新文化运动的反动派终于敢“明目张胆地作战。这一般新兴的反动派，我们替他取一个名字，叫作‘东方文化派’”，其代表人物就是梁启超、梁漱溟和章士钊(行严)等。邓中夏把东方文化派分为三系——“梁启超、张君劢、张东荪等为一系，梁漱溟为一系，章行严为一系”。其所“翻的花样，各有各的不同”。梁启超一系，“底子上虽然是中国思想，面子上却满涂着西洋的色彩”；梁漱溟一系，则“底子上虽然是七分印度思想，三分中国思想，面子上却说西洋思想亦有他的地位”；而章行严一系，“底子上亦是中国思想”，但因自己“已取得欧化通的头衔”，似乎有了免疫力，索性“连西洋色彩也抹掉了”。② 这一说法为后来不少研究“东方文化派”者所借鉴而有以扩充，如郑师渠和史革新的“东方文化派”加入了吴宓、胡先骕、梅光迪等以《学衡》杂志为阵地的人，③最近专门研究“东方文化派”的著作则去掉吴宓等人，加入了杜亚泉。④这表明相当一些人觉得“东方文化派”是一个方便使用的群体符号，甚至加以界定后成为专门研究的一个群体。尽管如此，学界迄今为止对此仍无共识。 无论如何，从邓中夏的概括看，中共党人对“东方文化派”游移于东西文化之间，以东学为底子、西学为面子的特色是清楚的。⑤瞿秋白几乎同时也说，托尔斯泰反对物质文明的论调，就“比中国的东方文化派的学者，如梁启超、梁漱溟、章士钊、张君劢先生之流澈底得多”⑥。毕竟俄国自己也常被列入“西方”，所以俄人反对物质文明可以更彻底；而西方在中国的“文化霸权”已强有力到不树而立的程度，不论读书人的底子如何，面子上都不能不对西方文化致敬，除非像章士钊那样先已取得“欧化通”的免疫地位。 实际上，当时所谓“东方文化派”的要员，都曾经是或仍旧是趋新之人，其言说中常有一些想象性的惯说，已渐入下意识层面。即使在他们表述“东方文化”(亦即呈现“保守”面相)之时，也会有意无意间露出“新人物”的惯相。如梁启超在清季曾指责中国人“知有天下”和“知有一己”，却“不知有国家”。⑦他后来修正了自己的说法。而梁漱溟在多年后仍说，中国过去不仅读书人之开口天下、闭口天下，就是农工商等一般人的意识也如此，其“心目中所有者，近则身家，远则天下，此外便多半轻忽了”⑧。与梁启超早年的见解颇相似。但这样的观念与传统的“修齐治平”阶段性进程显然抵牾，其实是把近代产生的新观念当成了旧传统。⑨ 这就揭示出当年所谓“东方文化”的提倡者及其所提倡的“东方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已有所异化。同时，尽管所谓“东方文化派”具有西学为面子的异化特色，但所有上面提到梁漱溟以外的该“派”要员，都不甚赞成《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的见解。而且他们更多质疑的，恰是梁漱溟的“底子”——在他们看来，《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表明梁漱溟的学问既不够“印度”，也不够“中国”，整体就是不够“东方”(详后)。梁漱溟在北京大学是教印度哲学的，若印度学问也不行，是有些悲惨的。但这些人所见大体不差，因为梁漱溟本是按晚清“新人物”的标准培养起来的，其“东方”学问则是后来自己补上的。 二、梁漱溟的问学途径 梁漱溟的父亲梁济后来因殉清自杀而知名于世，仿佛偏于守旧，但他完全按新人物的要求来培养儿子。所以，梁漱溟的学问路径有一个特点，即少不读诗书。他大概读完《三字经》，就读《地球韵言》一类新书，然后进了北京第一家新学堂——中西小学堂。他后来还提请别人注意，“我非守旧之人”，因而“思想上亦就幸免传统的影响、因袭的势力”。⑩ 梁漱溟回忆：“入中西小学堂后，即读西文ABC……与教科书等”，而“未读四书、五经等”。后来他“赞扬孔子，阐明儒家的思想”，使一些人误以为他“必是曾经熟读过古书”。其实他对“中国重要古籍，不过仅如看闲书、看普通杂志般的浏览过”。但这也带来直接的困难，即需要“引征古书时，必须翻检原文，而且常常不能寻找得到”。那时他才深感“小时候未尝读‘四书五经’”是很“可惜”的，盖与他“年相若之友朋，类皆读过‘四书’”，运用古书就容易得多了。(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