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6)02-0148-11 关于蒋介石与史迪威(Joseph W.Stilwell)之间的过节，众说纷纭矛盾，以往多有述及。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美国总统罗斯福(FDR)和陆军部长史汀生(Henry L.Stimson)将史迪威以陆军中将资格空投到中国来，名义上隶属于蒋介石的参谋系统，实则拥有指挥中国军队抗日和支配援华租借物资发放的巨大权力，因而造成了权责混乱及蒋史冲突等现象，最终以蒋抗议、史召回而收场。蒋史矛盾，究其原因，除了两人性格不合以外，即便学界的新近论述也还是侧重于美国与国民党政府之间的关系[1]，对于中国共产党(以下简称中共)这一决定性因素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仍旧语焉不详或流于肤浅。本文拟从中共对美外交的角度，分析蒋史矛盾产生的背景和原因，论证蒋介石最终去史是由于中共的外交攻势而作出的决定。 一、史迪威来华及与中共的早期交往 史迪威在太平洋战争之前曾三度来华。他有着突出的语言能力，专门在北京学习过中文，能讲汉语官话，1926-1929年在马歇尔(George C.Marshall)的直接统帅下任美军驻天津第十五步兵团营长及参谋。他与马歇尔的情谊于返美后在佐治亚州的班宁堡共事期间得到升华，素有通家之谊。这层关系构成了他日后功过的起点。1935-1939年史迪威赴华担任美国使馆武官。 这四年，史迪威固然加深了对华认识，成为中日战争时期美国传统陆军系统里最了解中国军政的军官，并在笔记本上记下了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诸多心得，然而这些经验并不深刻。尤其是他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认识，基本上停留在所谓“农业改革者”的层面。他以“中国通”的姿态在日记中写道： 中国的共产主义 当国民党心忧中国、谈论民族主义的时候，苏联派遣越飞(Joffe)来华[1922]。他给孙中山带来了革命的技巧——宣传、口号、组织等等——而中国人利用这一技巧和俄国援助，深化了民族主义，却并非建立共产主义。当1927年俄国人逼迫成立一个共产中国政府的时候，中国人把他们赶了出去，并镇压了汉口的苏维埃分子。共产主义运动兴起于农业问题，而并非一个被压迫的工业无产阶级，因为除了本土手工业之外中国并无工业。当工业发展以后，工人们发现其状况有所改善，而且相对于农民来说已步入小康。农民却形单影只，继续遭受饥馑和干旱的侵袭，承受着沉重的租息以及中人和投资地主的压榨，诸如此类，普遍的出路就是被迫为匪。他们很自然地要求土地所有权的调整，而这就使他们成为共产党——至少被如此称呼。他们的领袖采用共产主义的方法和口号，但真正追求的却是合理条件下的土地所有权。 中国人就其本性来说成不了共产主义者。[2] 1938年1月，随着中日战事的恶化，史迪威随使团西迁至汉口，开始与共产党接触。他首先结识了共产国际拥护者、刚刚离开延安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当他调查兰州归来的时候，1938年4月20日前后，史迪威在史沫特莱的引荐下首次会见了周恩来。那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兴未艾，中共中央长江局(不久改为南方局)可以在武汉三镇公开活动。周恩来、陈绍禹(王明)、叶剑英、章汉夫和王炳南(及其德国夫人王安娜)尤其活跃，对美英居华人士施以左派平等思想的洗礼，包括美国驻华武官史迪威上校、副官窦恩(Frank Dom)、副领事戴维斯(John P.Davies)、英国驻华大使卡尔(Archibald C.Kerr)爵士等等。①从那时起，史迪威就已经开始为中共搜集并输送药品[3]，此背景构成了日后蒋史矛盾的根源之一。 从沈阳内调的领事官员戴维斯和史迪威本是旧识，这次患难之交更奠定了日后两人的主从关系。[4]戴维斯出生于中国四川，幼年回美接受教育，以外交为职业，但并不安于现状。他作为史迪威的政治幕僚这样评价在汉口认识的周恩来：“相貌标致、活跃睿智、充满魅力，周身负另一更具创造性的职能——公关外国记者及官员……他明显兴趣广泛而举止活泼。这是周与外国人打交道37年的开始，直至他就任总理的岁月”。[5]戴维斯自己的公关才能也为史迪威所用，其对于中共的政治意见深得赏识，对中美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美国参战。然而就华盛顿来说，欧洲是其一贯的外交重点和政策核心，先德国后日本成为美国参战后既定的战略目标。②这样，美国在欧洲需要苏联的纵深和人口来牵制德国，在亚洲需要中国的人口和纵深去拖住日本。[6]在美苏结盟的大背景下，罗斯福极力拉拢苏联，将军队和物资优先用于欧洲战场，最终唯有牺牲中国权益。[7]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投入只占全球开支中很小的比重，中国更一直是供应链条的最末端。[8]为了让国民政府囿于这种廉而不实的同盟关系，也为了最大限度地使用中国人力，史迪威作为执行该政策的忠实工具而被罗斯福、史汀生和马歇尔又一次派到中国。[9]因此，史迪威与拥有政治和军事影响力的中共扩大交往，在战略和战术上均势在必行。从这一点来说，他与蒋介石的终极冲突就是不可避免的。 1942年3月，史迪威以美国陆军中将衔，空降重庆。他名义上是“美军中缅印战区总司令”，但马歇尔早已明示美国将不会派地面部队赴华作战。[10]他的另一备受争议的头衔是隶属于蒋的“中国战区联军参谋长”，同样沦为有名无实。史迪威要的是中国军队的指挥权(command)和行政控制权(executive control)，但都得到了蒋的首肯。[11]窦恩仍旧是他的副官。戴维斯此前于1941年底请窦恩安排自己成为史迪威的政治顾问。他随后成功地被国务院派给史迪威将军，挂名美国驻渝大使馆的二等秘书，充当“[史迪威]使团与美国、外国文职官员之间的联络”。他后来还通过史迪威，把童年的玩伴谢伟思(John S.Service)也调来为将军本人服务。谢伟思比戴维斯小一岁，名字都叫约翰，经历相仿，也是重庆大使馆的外交官员。然而，缅甸形势由于英军消极作战急转直下，蒋介石为保护中缅交通线而派出国民革命军第五、六军远征，并表示交由史迪威指挥。随后史迪威指挥的中国远征军在缅甸惨败，这对他的余生影响很大。史迪威归咎于国民政府军事腐败、军官无能，因此也倾向与中共军队合作。[12]这样，在重庆史迪威再次通过戴维斯、谢伟思等外交人员与八路军办事处加强了联系。长期担任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在1991年接受口述采访时十分肯定地说：“在同我们合作的问题上……史迪威是自觉的”。[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