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即若离:战后中朝两党关系的初步形成(1945-1950)

作 者:

作者简介:
沈志华,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上海 200241

原文出处:
近代史研究

内容提要:

从1945年战争结束到1948年朝鲜建国和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与北朝鲜的关系主要体现在双方在革命政权建立过程中的相互帮助,朝鲜为中共在东北与国民党的作战提供了各种物质援助,而中共则为朝鲜的建设培养和输送了大批干部。此期中共与朝鲜的关系集中在东北地区,而生活在那里的朝鲜人属跨界民族,多数人的国籍尚未确定,从而使双方的革命不得不面对民族认同的纠葛。随着东北地方政权的建立,中共开始从国家关系和国民属性的角度考虑并处理中国的朝鲜民族问题,但是总体思路仍然没有摆脱世界革命的框架。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16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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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朝两国关系源远流长,但是对于20世纪以来的中朝关系,特别是中朝两国共产党人之间的关系,无论在中国还是国际学界,目前还缺乏深入的研究。①笔者分阶段考察了自1919年朝鲜共产党建立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期间中朝两国共产党人之间的关系,研究的结论是,到1928年10月共产国际做出决议,宣布不承认现存的各派朝鲜共产党之前,除了少数朝鲜革命者加入中共,中朝两党没有直接的联系和交往。30年代初,移居中国的朝鲜革命者和共产党人陆续融入中国共产党,他们或者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共(如在东北地区),或者以反法西斯国际同盟的名义接受中共领导(如在关内地区),所以也谈不上存在两党关系。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在苏联(哈巴罗夫斯克)和中国活动的朝鲜共产党人相继回国,并在苏共的帮助下建立起统一的朝鲜劳动党,中朝两党才初步建立起某种组织上的关系。②

      1945-1949年,中国大陆和朝鲜北部同时出现了共产党政权建立的历史过程,这是此期中朝关系最值得注意的历史背景。然而,相关的研究大多是讨论中华民国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关系③,偶尔涉及中国共产党与朝鲜劳动党之间的关系,也只是简单地提到国共内战期间北朝鲜对中共的援助,且缺乏考证和分析。④笔者拟利用中国、朝鲜、俄国、美国的有关档案文献及史料,对此期中朝两党关系进行初步梳理。

      此时中共与朝鲜共同面对的问题是:战后不久形成的两大阵营对抗的冷战格局对中朝关系的发展有着明显的制约;北朝鲜成为苏联的卫星国,而中共的成败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苏共对华政策的变化,因此苏联因素在中朝两党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国(主要是东北地区)生活着一百多万朝鲜移民,中共队伍里也有大量朝鲜族干部和战士,作为跨界民族,这个群体中绝大多数人的国籍尚未确定,并存在较强烈的民族情绪,从而使中朝这对革命战友陷入了民族认同的纠葛。⑤这些政治、历史和民族的背景,构成了此期中朝两党关系的特殊性:无论是相互支持和帮助,还是难以避免的分歧和矛盾,似乎都不是公开表现出来的。总体感觉,在新中国政府成立之前,中朝两党的关系仍然处于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

      一、东北内战时期朝鲜提供的援助

      关于中国内战时期中共与朝鲜的关系,研究者通常都会谈到朝鲜援助中共、帮助中国革命的各种情况。金日成本人在其著作和回忆录中也多次讲述这一问题。⑥一些朝鲜作者对此更是赞不绝口:金日成以国际主义和世界革命的眼光看待中国革命;在东北解放战争中,朝鲜部队“作为主力”给中国“指战员以鼓舞和勇气”;在国共内战的严重关头,金日成亲赴丹东(安东)出席辽东军区作战会议,“指明了扭转当前困难局面的战略战术”;金日成还派了一个炮兵团援助中共作战,从东北一直打到海南岛;1949年2月中共派人到平壤,请求朝鲜帮助把中国的解放战争进行到底,金日成“欣然答应”。⑦尽管这些说法有很多夸张、吹嘘甚至虚构的成分,但朝鲜在中国内战时期向中共提供了大量帮助却是一个基本史实。

      从地理位置看,东北对于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意义不言而喻。早在抗战胜利前夕,毛泽东就在中共七大提出,“东北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区域”,是革命胜利的“基础”。⑧日本投降后不久,国共便开始争夺东北。1945年9月24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建议东北局,应将主力部队集中“布置在靠近热河、外蒙、苏联、朝鲜的地区,以便生存发展”。⑨9月28日又指示:“我军进入东北的部署,应将重心首先放在背靠苏联、朝鲜、外蒙、热河有依托的有重点的城市和乡村,建立持久斗争的基点。”⑩在国民党大兵压境而苏联占领军出于外交考虑又不愿全力提供支持的不利情况下,中共中央提出了“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和建立东北根据地的应对方针。(11)根据中央的精神,东北局12月15日提出,东北工作的重心是“背靠朝鲜、苏联、外蒙、热河创造大块的巩固根据地”。(12)从上述指示的措辞变化便可以感到,中共对朝鲜可能提供的实际帮助看得越来越重要。的确,中共长期远离东北,突然要在这里建立根据地,自然是缺乏根基、困难重重。率部进入东北后,黄克诚在1945年11月26日致电毛泽东,报告了中共及其部队在东北“七无”的情况:无党(组织)、无群众(支持)、无政权、无粮食、无经费、无医药、无衣服鞋袜。(13)

      1946年4月至5月,国民党军队大举北进,苏联占领军陆续撤出,中共在东北面临严峻局面,建立巩固根据地已成当务之急。而在保障根据地军事、经济和社会供给方面,来自朝鲜的支持和援助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因素之一。为此,东北局副书记陈云指示:“借道北朝鲜开辟水陆运输通道,解决我物质运输燃眉之急。”(14)东北局寻求朝鲜援助,主要是通过两种联系方式:私人关系和设置机构。一般来说,紧急的、特殊的事情都通过私人渠道解决,而办事机构则处理日常事务。

      金日成是一个很念旧的人,特别是对那些与他并肩战斗并帮助过他的中国战友。(15)因此,原抗联教导旅(对外称苏联远东红旗军第八十八特别步兵旅)旅长周保中及其抗联旧部便成为中朝两党联系的重要纽带。(16)金日成与周保中分手后,仍然保持着电台联系。(17)周保中第一次到朝鲜是在1946年3月,以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的身份要求朝鲜提供紧急援助,而金日成则专程从平壤赶到图们对岸的南阳与其会面。金日成答应:“凡是与中国战友将在东北进行的战争有关的问题,我们都将给予解决,给予一切可能的支援。”(18)此后,周保中还派其夫人及战友王一知四次去朝鲜求援。其他抗联战友彭施鲁、王效明、姜焕周等也受各自所在部门的派遣,担任过这种联系工作。(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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