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D8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0766(2016)01-0005-17 本文的主旨是研究1944-1946年中共对美政策的演变过程及其主要特点。这两年多的时间是世界政治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过渡到冷战的剧烈变动时期，在此背景之下，中共对美政策经历了从寻求与美国合作到在国共斗争中“中立”美国、再转向与美国对抗的过程。以往有关研究通常以二战结束为标志，将这个时期划分为战争后期和冷战爆发前两个阶段，并在此框架中将中共对美政策分为战时和战后初期两个阶段分别叙述，限于篇幅本文对此不做详细评介。从国际冷战历史的角度看，毋宁说这是过渡的时期，不论是国际形势还是相关国家的政策等都存在明显的连续性，中共对美政策同样如此，故可以也应该将其作为一个完整的过程加以叙述和分析。 另一方面，以往的研究侧重于叙述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动以及中共对之做出的反应，本文则着重在一个更为丰富和连贯(即将战争后期和战后初期作为一个更具连续性的阶段)的历史画面中，解读中共政策变动的复杂原因和动力及其对理解后来中国外交的价值。在这个画面中，仅仅考察和描述中共与美国在具体事件上的互动本身等，对解读中共政策的变动及其特征远远不够，因而非常有必要进一步分析中共领导人对世界政治局势的整体性的独特观察和思考、对中国革命运动在全球政治潮流中地位的独特判断以及他们定义的革命运动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物质和精神条件等等，这些因素都在更深层次上左右着中共对美政策。事实上中共领导人当时的确是将对美国及其对华政策的认识和理解放置在一个复杂的认知框架中的。简而言之，中共领导人对中国革命运动与世界政治的关系的认识和中国革命战略在各个阶段的转变所产生的对外关系需求等，是中共对美政策变化的更为深刻和强大的动力。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利用了一些新出现的历史档案，对涉及的某些重大事件做了更丰富具体的叙述，这对分析中共对美政策是有重要意义的。 一、与美合作政策的缘起与终结 1944年7月22日和8月7日，美国罗斯福政府所派遣代号为“迪克西使团”的军事观察组分两批到达延安，中共与美国之间的准官方联系正式建立。8月18日，中共中央首次就党的外交发布指示，即《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前所未有地详细阐述了与美国合作的意义和方针，明确提出应积极发展同美军合作，并争取在军事合作的基础上构建更多方面的合作。该指示说，不要把美军观察组来延安“当做普通行动”，那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美军人员来我边区及敌后根据地，便是对我新民主中国有了初步认识后的实际接触的开始”。当前国际统战的中心是“共同抗日与民主合作”，“就国家而言，美苏英与中国关系最大，而且目前美英与中国共同抗日，尤以美为最密。美军人员来我边区及敌后根据地的理由，为有对敌侦察和救护行动之需要，准此可争取其逐渐扩张到对敌作战方面的合作和援助，有了军事合作的基础，随后文化合作，随后政治与经济合作就可能实现”。①“8·18”指示是中共与美国合作的政策形成的标志，它在这个时期形成反映出中共领导人对国际事务和美国对华政策的相当复杂的认识。 中共领导人对世界政治的基本认知源于支配国际共运的理论思想，因此形成了必定要从世界政治的全局思考中国革命与外部关系的思维方式，并将美国视为中国革命的对象，只不过二战前美国在华影响力很长时间都不突出，因而还不是主要敌人。这种情况因抗日战争爆发而有所改变，中共中央当时曾经提出建立包括美国在内的“反日国际统一战线”。②不过这一主张的认知基础相当薄弱，会随苏联对外政策的变化而动摇。最突出的是1939年8月23日，苏联与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中共随后亦按照苏联对外政策的改变而放弃了联合英美的“反日国际统一战线”。中共领导人当时公开谴责美英等反对德意日侵略的政策是“好战”，并支持美英等国的共产党反对本国政府参战和加强军备。他们甚至认为，“革命正在全世界发展与酝酿”，英美则是主要敌人，并因此反对国民政府与美英结盟。③ 导致中共中央越来越警惕美国的另一个很实际的原因，是美国在中国政治中的影响力迅速攀升。1940年夏季，中共领导人曾经断定，列强中对中国政治影响最大者已非美国莫属，即“虽然美国还没有参战，但对抗德意日阵线的主要领导者，已经不是丘吉尔，而是罗斯福了”。④在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政策影响下，他们甚至认为，包括斯诺这样曾提供过帮助的“英美记者及各种人员系政治情报员”，“彼等政治态度依英、美政府对华政策为转移”，他们为适应英美政府策划“东方慕尼黑”的需要，“在报章杂志中发表挑拨国共关系和不利于我之言论”。⑤从这时起一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几乎没有什么英美记者能够像过去那样，进入中共控制地区采访。 由于1940年秋季国共关系骤然紧张，中共领导人一度将美国视为潜在的最危险的敌人，认为是美英的政策导致国民政府“极速”转变，而国民党反苏反共是它“放弃独立战争，加入英美同盟的具体准备步骤”。⑥毛泽东当时甚至预言，中国政治“最困难、最危险、最黑暗的可能性”莫过于打败日本后，“美国把中国英美派从财政上军事上武装起来，中国由日本殖民地变为美国殖民地”。⑦这个判断如此之深地植根于毛泽东的心中，以致他后来多次提到这个“美国威胁论”。 但是，美国在“皖南事变”中的表现同中共中央的分析出入甚大。特别是美国在华记者对皖南事件的报道引起罗斯福政府对国共紧张关系的关注和警觉，他们明确向国民政府表达不希望中国发生内战。美国驻华大使詹森告诉蒋介石：美国“一向认为共产党问题不应导致大规模的互相残杀的斗争”，“希望这困难能予克服”。⑧罗斯福还派遣白宫助理居里带信给蒋介石，希望国共“为抗日之共同目标而加紧其团结”，并赞许中共“对于农民、妇女及日本之态度”。⑨罗斯福政府的态度对约束国民政府当然是有作用的，中共领导人则因此开始认真地考虑美国在国共关系中到底可以扮演何种角色。他们的结论是大国之中真正能够而且有时也愿意约束蒋介石的国家主要是美国，其政策可使国民政府“难于反共”。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