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清明节，国共两党的党政代表齐集黄陵，共祭黄帝。①为筹备此典礼，毛泽东预先写了一篇《祭黄帝陵文》，准备届时由参与祭礼的中共代表宣读。祭文写成后，毛泽东于3月29日寄给曾以《大公报》记者身份到延安采访的范长江，希望他帮助发表。不过，这篇祭文最终未能见诸国统区的报刊。尽管当年的社会媒体较少关注黄陵祭礼上中共代表的身影，但中共已经借此祭礼显示出自身潜在的政治力量。 从1937年到1949年，陕甘宁边区政府(下文简称为边区政府)明确以中华民族历史人物为对象的祭祀典礼仅有两种，即黄帝祭祀与成吉思汗祭祀，二者又分别被称为黄陵祭祀与成陵祭祀。目前学界对于边区政府祭祀黄帝与成吉思汗的探讨较少。②已有的相关论文侧重于史实叙述，新近有学者从“英雄崇拜与国族建构”的角度论及国共两党利用成陵祭祀仪式的象征功能，使成吉思汗以“中华民族英雄”的身份成为国族认同符号的问题。③本文拟从仪式政治的角度，剖析1939-1949年中共将传统国家祀典改造成现代政治仪式并发展成革命礼仪传统的历程，进而揭示边区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以黄帝、成吉思汗祭礼为媒介的政治竞争。 一 始祭二帝的机缘与前奏 中共及其所率红军在到达陕西之前，未曾举行与黄帝、成吉思汗有关的政治仪式。尽管黄帝在清末被革命党人建构为中华民族的始祖，成吉思汗(谥号为圣武皇帝)自元以降一直被奉为蒙古族英雄，但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历史上，并没有祭祀二者的政治典礼，也鲜有相应的政治文化宣传。毛泽东于1936年写作的《沁园春·雪》提到成吉思汗，也仅说他这位“一代天骄”，“只识弯弓射大雕”。在边区政府成立之前，中共尚未有意识地运用符号化的黄帝与成吉思汗这一历史文化资源。 中共与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代表首次参与黄陵祭祀，源自南京国民政府的邀请。在国民党元老邵元冲的大力推动下，黄陵祭祀被列入了国家祀典。1935年4月7日，代表国民党中央与南京国民政府的邵元冲、张继、邓家彦等人与陕西省各界代表齐集陵前举行祭礼。此后两年间，随着日军侵华脚步的加紧，中共在全民族抗战的时局中显示出越来越不可忽视的政治影响力。在共产国际的推动下，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于1935年10月1日公开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呼吁各党派各军队和各界同胞停止内战，集中力量一致抗日，并建议组成统一的国防政府和在国防政府领导下的抗日联军。也是在这次会议上，“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表明苏维埃自己不但是代表工人农民的，而且是代表中华民族的”。④翌年9月，中共提出了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主张，这是较之国民党“一党专政大大进步的政治制度，因此便更能保障抗日战争的普遍发动与彻底胜利”。⑤由于积极号召全民族抗日和建立民主共和国，改变了过去以“阶级斗争”为主的宣传纲领，中共的政治正当性在社会各界获得了更为广泛的认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南京国民政府不得不考虑在“党国”体制中容纳中共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在这个关节点上，南京国民政府需要展示其将与中共团结抗战的诚意，而业已举行两届的黄陵祭礼恰可以提供这样一个仪式平台。因此，南京国民政府约请中共派代表参加1937年的黄陵祭礼。 1937年清明节，由于南京国民政府对中共政权及其武装力量的改编尚未完成，中共派出的代表仍以独立政权和人民抗日武装力量的名义参加黄陵祭礼。国民党中央代表张继与南京国民政府代表孙蔚如担任此次祭礼的主祭。到会参加的团体、学校师生及部队约在于人以上，“而且各乡区之妇孺”纷纷“前来观礼”。⑥ 1937-1939年的黄陵祭礼既是中央政府与边区政府的合祭，也是国民党与中共的合祭。从政党的角度看，国共两党在祭礼中的地位并不对等。国民党与南京国民政府各有代表作为主祭者，而中共代表则一直作为陪祭者。双方代表祭祀身份的差异，表明国民党自视为国家唯一的合法执政党，并未充分考虑和尊重中共的政治地位。 尽管中共代表在祭祀身份上居于次要地位，但在祭文中对民族主义策略的运用却稍胜一筹。民族主义既有对外反抗侵略的一面，也有对内进行国家建设的一面。中共在极力呼吁全民族团结抗战的同时，积极倡言进行民主政治建设。1937年，中共在黄陵祭文中明确表示，特派代表林伯渠前往黄陵参加祭礼的目的是“对中华民族之始祖致敬并表示誓死为抗日救亡之前驱，努力实现民族团结”。⑦同时，还提出各党各界团结一致，建立不论军民、不分贫富的民族统一战线，进行民主政治改革的主张。⑧八路军政治部主任任弼时于是年8月拜谒黄帝陵时称赞说，这篇祭文“是我们开赴前线的《出师表》！”⑨1939年4月，边区政府代表林伯渠等人前往黄陵参加祭礼，在祭文中批评了南京国民政府没有真正贯彻三民主义，以致“寇患愈深，日蹙百里”，并谴责其“说而不做，实贼乎人”。⑩显然，这是中共借祭祀黄陵之机表达对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立“溶共、限共、防共、反共”方针以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强烈愤慨。中共在黄陵祭文中表达的政治主张，引起国共两党之外的具有中间政治倾向的社会力量的共鸣。 相比之下，国民党与南京国民政府的黄陵祭文虽有阐扬民族主义的一面，但也有展示和巩固其专“党治”体制的一面。1937年，其黄陵祭文仅以“保我族类”一语提及民族大义，同时刻意强调黄帝的“一统之业”，意在表明其掌握国家政权的正统性。直到1938年祭祀黄陵时，国民党和南京国民政府才终于喊出对日寇的仇恨：“运丁阳九，倭夷肆毒，竭泽倾巢，狼奔豕逐……披发缨冠，举国同仇，攘彼枭□，奋我戈矛。”(11)尽管国民党和南京国民政府在黄陵祭礼上举起民族团结抗战的旗帜并因此赢得国统区社会舆论的支持，但其在政治上急切谋求建立“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专制统治，甚至在这一祭礼上有意展演“党治”的威权，并不考虑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救国会、中华职教社、乡村建设派等主要在野党和社会团体的祭祀权。这无疑减弱了在抗战中崛起的“中国第三种力量”(12)对“党国”的向心力与认同感，何况这一力量对于当时中国政治格局的走向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以国民党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处境而言，在抗战时期进行民主政治建设确有种种困难，但其以强硬的姿态压制社会各界对民主政治的诉求，则不免损害了自身的政治公信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