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凯瑞(James William Carey)是美国当代著名的批判传播学者。2006年他去世以后，美国的两本传播期刊《大众传播》(Popular Communication)(2007年)和《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2009年)分别刊登了一组纪念文章①。他的学生、同事、好友称他是“文化历史学家”、“传播理论家”、“影响美国记者最大的教师”、“对话哲学家”，体现出景仰的同时，也凸显出其身份的复杂性。作为媒介学者，凯瑞的研究领域非常广泛。他深受哈罗德·英尼斯(Harold Innis)、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等不同学科学者的影响，被文化研究、媒介环境学、新闻教育领域都视为领军人物。如同施拉姆(Wilbur Schramm)把传播学比作“十字路口”一样，凯瑞的学术地图也是以传播为原点，在与其他学科的交汇勾联中逐步展开的。他的很多学术成果，深深打上了跨学科的烙印，表现出广阔的视角和丰富的内涵。 但是，近年来中国学界的研究，尚未涉及凯瑞在新闻史观上的立场及其变化，而仅集中于三个主要议题：1.传播的仪式观；2.新闻教育观与批判；3.芝加哥学派及其人文社会思想②。本文认为，若要进一步延伸探究，就无法回避凯瑞的新闻史观问题。首先，传播仪式观之所以有别于传递观，其关键在于仪式所具有的社会文化共享性。而集体的仪式共享如何延续，则涉及到了历史经验如何传承与建构的问题。我们有必要去理解凯瑞的新闻史立场，从而把握仪式观背后的历史经验脉络。二者，凯瑞对新闻教育的批判离不开他对于传播的历史性考察。他指出，所谓的“传播革命”以“专职传播者”(professional communicator)的出现为重要标志。新闻专业主义以及美国记者职业特征的成型，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要革新美国的新闻教育无法离开对新闻史的考察。三者，关于凯瑞与芝加哥学派学术谱系的讨论，涉及到他如何为文化研究找寻本土登陆点、如何借鉴西欧学术资源的问题。这其中既有纵向的学术史梳理，也有横向的文化、社会传统比照。这些问题，都只能放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才能得到很好阐释，自然也与美国新闻史、传播史有所关联。由此观之，凯瑞的新闻史观关系到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对其进行专门考察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③。 而从文献资源而言，凯瑞不但与迈克尔·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埃里温·埃默里(Edwin Emery)、大卫·诺德(David Paul Nord)等新闻史学家保持着密切的学术联系，还多次撰文表达对新闻史研究的思考。根据丹尼尔·凯瑞(Daniel Carey)整理的学术目录，他至少有五篇文献集中阐述了新闻史观(Carey D，2007)，分别是发表在1974年《新闻历史》(Journalism History)创刊号上的《新闻史的问题》(The problem of journalism history)、1985年的访谈录《将世界放置在危险中》(Putting the world at peril)、1998年在麻省理工学院MIT(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传播论坛上的发言《回应新闻史》(Remarks on journalism history)、2000年《美国新闻学》(American Journalism)第17卷上的《新闻与技术》(Journalism and technology)和2007年去世后才发表的《写给记者的简明新闻史》(A short history of journalism for journalist)。这些文章，进一步廓清了凯瑞的学术版图，其影响也跃出了美国，延伸到了荷兰、斯洛文尼亚等欧陆国家④。与过往的研究以《作为文化的传播》为基础讨论传播的仪式观、新闻教育观、凯瑞式的文化研究不同，本文拟以上述几篇文献为蓝本，辅以凯瑞的另一本重要的论文集《詹姆斯·凯瑞：批判性读本》(James Carey：a Critical Reader)，还原文献发展的历史脉络，重新解读和审视凯瑞新闻历史观的价值。 一、新闻史的危机和凯瑞文化史观的提出 凯瑞对新闻史的反思是建立在20世纪六十年代以后美国社会变迁之上的。与五十年代战后难得的和平与稳定相比，六七十年代的美国是躁动不安的。一方面，新科技革命、跨国公司和新移民浪潮给美国经济带来了高速增长，但是另一方面，城市、家庭、妇女、种族、吸毒、暴力、犯罪、失业等社会矛盾反而变得更加突出(弗·斯卡皮蒂，1986：1)。城市的发展和移民的涌入使得个体产生了身份认同危机，越南战争、水门事件、古巴导弹危机夹杂着妇女运动、黑人运动和战后“婴儿潮”一代掀起的青年运动导致了六七十年代的美国充满了反叛精神。这种与传统“美利坚思想”背道而驰的“叛逆”，渗透到社会的每个行业，也影响了学术研究。在历史研究中，以底层人、边缘人为新研究对象的新社会学开始兴起；而在新闻学领域，则表现为受众对于客观性、平衡性等传统新闻模式的批评和对媒体、政府、社会关系的重新定义。舒德森(Schudson，1997：79)敏锐地意识到，“记者们……在实验一种‘新新闻业’，更加文学化，更加开放主观，对新闻写作的过程更加具有自我反省性(self-reflective)。” 这种学术旨趣的变化首先集中体现在历史研究中。新社会史抛弃了传统精英史观，将更多的目光投射到妇女、少数族裔、工人等边缘人身上。严肃的政治史被普通人的生活史取代，城市史、家庭史、劳工史、黑人史等极大扭转了五十年代史学的保守主义倾向。福格尔(Robert Fogel)、恩格尔曼(S.Engerman)等的新经济史研究斐然一时⑤。凯瑞对这种“从下向上”(from the bottom up)的研究路径十分赞同，在读了彼得·拉兹勒特(Peter Lazlett)的《我们已经失去的世界》(The world we have lost)后，对他为农民写史、给边缘人发声赞赏有加(Carey，1997a：101)。但是，新社会史也有两个明显的特征：(1)充分运用行为和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2)广泛采用计量研究方法和数量资料(张广智，2011：143)。在凯瑞看来，新社会史的路径无疑有助于扩展新闻史的研究范围，但是结构功能主义倾向、定量的研究方法却又是他反对的。 新社会史与社会学、经济学、人口学和统计学等社会科学结盟同样引起了一部分历史学家的不满。在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影响下，他们将历史研究与人类学、语言学、符号学、文学理论结合，在20世纪70年代掀起了所谓的“新文化史”转向。它延续了“从底部向上”的视角，将日常生活中的文化现象作为历史研究的核心。当代新文化史的代表人物彼得·伯克(Burke，1987：3-4)认为，与社会史相比，新文化史的特点在于：(1)采用定性的历史人类学方法，集中于个案研究；(2)有意识聚集在小社会群体，进行微观分析，从而了解更丰富生动的生活；(3)更加注重解释社会规则下的现象和关系，而非作出长期因果解释或规律总结；(4)试图说明日常琐碎活动和仪式对维持或加强人们世界观的作用，关注诸如服饰、饮食、言谈等的意义；(5)更多地借鉴诸如涂尔干、格尔茨、布迪厄等人的理论。⑥由此而知，新文化史与当时方兴未艾的文化研究有很多交叉之处，难怪雷蒙·威廉斯(1989，转引自哈特，2008：144)说：“新文化社会学(即指文化研究)可以被认为是两个显著倾向的汇合，在某一点上还可以被认为是两种显著倾向的转变：一种倾向表现在一般社会思想里，具体地表现在社会学内部；另一种倾向表现在文化史和文化分析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