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进程中的作者(下)

作 者:

作者简介:
张永清,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北京 100872)。

原文出处:
学术月刊

内容提要:

从西方文论的整体格局看,从知识范式的转型这一视角来切入,作者问题在西方文论的历史进程中呈现出四种主导理论范式,它们分别是:作者作为制作者(maker),作者作为创造者(creator),作者作为生产者(producer),作者作为书写者(scripter)。古希腊是作者理论的滥觞;它们的理论与实践主要体现在现实主义、古典主义、自然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等文学思潮之中。古希腊哲学、中世纪基督教神学、近代主体性哲学、19世纪以来的政治经济学和20世纪以来的语言哲学及其语言学理论等对这四种主导范式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奠基性”的意义。理论范式的转型表明,对作者问题的关注呈现出从真实作者到文本中的作者,从作者的实体性功能到关系性功能等根本性的变化。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16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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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5)12-0120-17

       三、作者作为生产者

       “作者作为生产者”这一理论范式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结果。与“作者作为创造者”相比,新范式的理论根基不再是基督教神学和主体性哲学而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①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无论是概念范畴还是话语方式等都与前两种理论范式迥然相异,诸如生产、消费、产品、商品、资本,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等经济学所使用的基本范畴和概念成为了文学艺术领域的基本语汇和关键词。围绕这一论题,拟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论述:第一,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产生、发展的总体状况及其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第二,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与作为生产者的作者理论之间的关系;第三,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一问题的认知。

       (一)先来看第一个问题。首先,自15世纪始,随着新大陆的发现,新航线的开辟,海外贸易和世界市场的不断开拓,西欧的封建主义逐步解体,资本主义不断发展壮大。一般认为,在中世纪世界图景的“祛魅”过程和现代世界图像的“塑形”进程中,18世纪这一“革命的时代”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概言之,它是以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为代表的“启蒙时代”,启蒙就是“革命的意识形态”,理性、自由、幸福、平等、进步等成为这一时代的人生理想。同时,它是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即“双元革命”的时代,“不论怎么估计,工业革命无论如何都可能是自农业和城市发明以来,世界历史最重要的事件”,而另一方面,“如果说19世纪的世界经济主要是在英国工业革命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话,那么它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则主要是受到法国大革命的影响”。②18世纪也同样是哲学革命的时代,康德于1780年代开启的德国古典哲学则是其标志。更为重要的是,18世纪不仅是产生资产阶级也是孕育其对立面——无产阶级的时代,它既是狄更斯、巴尔扎克小说中所描写的“资产阶级时代”,也是《共产党宣言》所宣告的无产阶级作为新兴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时代。最后,18世纪同样也是经济学革命的时代,亚当·斯密1776年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则是标志。斯密在对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经济学理论批判的基础上开启了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即古典经济学的新时代,③恩格斯在《国民级经济学批判大纲》④中把他视为经济学领域的路德。⑤

       其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尤其是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两者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联性。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神圣家族》、《哲学的贫困》和《资本论》等诸多论著中,恩格斯和马克思不仅将矛头指向当时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也指向了以蒲鲁东为代表的各种空想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在对他们理论“扬弃”的基础上最终创立了以“历史唯物主义”与“剩余价值学说”为核心的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在他们看来,“政治经济学,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⑥但这种“科学性”并非永恒的而是历史的。

       先来看恩格斯、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所标榜的“科学性”的批判。由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一切论断都以“不证自明”的私有制为前提,从未质疑过私有制自身的合理性问题,从而将资本主义非历史化,恩格斯把这种所谓的科学称为“私经济学”,⑦马克思则从历史事实出发对此作了具体分析,认为李嘉图之所以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等当作他研究的出发点,是因为他天真地把这种对立看作是社会的自然规律而非历史规律。⑧

       再来看马克思、恩格斯对以蒲鲁东为代表的各种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的科学性的批判。蒲鲁东在《什么是财产》中从工人的贫困这一社会事实出发得出了否定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结论,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蒲鲁东对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即私有制做了批判的考察,而且是第一次带有决定性的、严峻而又科学的考察。这就是蒲鲁东在科学上所完成的巨大进步,这个进步使政治经济学革命化了,并且第一次使政治经济学有可能成为真正的科学。”⑨但是,蒲鲁东在此后的《贫困的哲学》中对私有制的这种否定仅仅是道德层面的否定,并不从根本上废除和消灭私有制,这种理论倾向也体现在赫斯等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学思想中。马克思认为,蒲鲁东们的错误在于没有认识到:“经济范畴只是这些现实关系的抽象,它们仅仅在这些关系存在的时候才是真实的。这样他就陷入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错误之中,这些经济学家把这些经济范畴看做永恒的规律,而不是看做历史性的规律——只是适于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一定的生产力发展阶段的规律。”⑩

       (二)在对马克思、恩格斯与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关系所作的粗略论述基础上,现在来看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与作为生产者的作者理论之间的关系问题。正如一些学者所论,“生产范式”最初和最经典的形式是由马克思阐释的,以1846-1847年为界,马克思由对经济学的哲学批判走向了以哲学为导向的经济学批判。(11)本文从以下两个路径展开具体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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