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与宋子文关系，为国民政府时期诸多专题研究成果所涉及。以史迪威事件的研究为例，在20世纪70年代初的《史迪威事件》①中，便涉及蒋宋关系。近年来随着蒋介石日记手稿本和蒋介石档案的开放，对于史迪威事件中的蒋宋关系已有更深入的专门性研究成果问世②，而在关于战时中美关系的新著中，围绕史迪威事件的各主要阶段都有蒋宋的身影。③至于有关蒋介石研究的综合性成果，亦有不少涉及宋子文的内容。④笔者在对宋子文政治生涯的梳理中，发现自20世纪20年代中期到40年代末，蒋宋关系可谓“剪不断，理还乱”。⑤但如以宋子文的角度出发，便可以发现，当宋子文在国民政府中担任实职时期，有关蒋宋关系的史料较丰富，易于进行两人关系的研究；而当宋子文不再担任具体部门的主官时(如1933年至1940年)，这方面的资料则较零散，要进行蒋宋关系的研究颇为困难。⑥然而在1937年抗战爆发到1940年6月宋子文以蒋介石个人代表身份赴美之前，尽管宋子文只是国民政府委员和中国银行董事长，并未处于中央政府的核心层，但两人在诸多领域和事务中有交集，如宋子文受蒋介石委托参与的一系列重要谈判交涉，与中共代表洽商两党合作、红军改编；广州沦陷前赴粤向余汉谋、吴铁城了解防务状况；向苏联方面接洽军事物资输华；向法国方面了解在华的法航空人员情况；向法越当局交涉滇越路交通问题；向英国方面交涉设立平准基金事宜，等等。只是上述场合都不属于宋子文的“本职工作”范围，相比较于政府专门机构的官员，宋只是应蒋的邀请，以自己的专长和人脉关系“友情出场”，事情办成的话无法记功，完不成使命也不会受到蒋的苛责。不过，在维持战时金融市场方面，中国银行作为国家银行体系中的巨擘，有着十分重要的责任，如若政府高层对中国银行不满，作为董事长的宋子文难辞其咎。 本文拟在较系统地梳理蒋介石和宋子文未刊、已刊资料文献的基础上，以抗战初期国民政府直接承荷维稳之责的金融市场的起伏为背景，梳理蒋介石与宋子文之间的复杂关系，并揭示战时影响国民政府财经决策的复杂因素。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之初，财政部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正在欧洲访问，部务由财政部政务次长徐堪负责。而蒋介石在密切关注华北日军动向的同时，业已考虑到金融领域的因应。从目前的资料来看，蒋介石最初与宋子文商谈的是“济南现银”有无必要移动至安全地区的问题。⑦但至迟在7月中旬发表庐山谈话之前，蒋介石便意识到，一旦中日战事爆发，作为全国金融中心的上海必将首当其冲，因而要求徐堪每天都要通过急电向他报告最新的金融状况，进而指示徐堪立刻赴上海组织金融委员会，并代表蒋请宋子文出面担任该金融委员会的委员长。⑧1937年7月15日，徐堪抵达上海，并于当天致电蒋介石：“职午后三时到沪，即与宋部长及三行人员密计一切。宋部长谓兴亡有责，愿遇事从旁贡献意见，以供钧座采择，四行移运现金钞券，今已办竣，惟各地分配存券多少与军事计划有关，应请钧座随时指示。”⑨显然，徐堪此次赴上海会同宋子文与中央、中国、交通三家政府银行“密计一切”，系根据蒋介石直接指令；而宋子文虽然也表示愿意在维持金融方面效力，但只承诺“从旁贡献意见”供蒋采择参考，而非承担起全责。 待到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会上就政府处理华北问题表明基本立场，特别是7月19日将谈话内容昭告中外，蒋介石研判中日大战在即，政府必须准备“一意应战”⑩，包括财经方面的准备。如蒋介石在7月20日日记的“注意”类中，首先提到的便是“财政金融之筹备”；7月21日则有更明确的记述：“本日除例行公事外，对财政金融与外交皆有准备。”(11)蒋介石当时提到的财政金融“筹备”“准备”，便是要由宋子文出面主持的。根据目前蒋介石档案中的有关文件，蒋应当是在7月25日致宋子文“有电”，要求宋在国难当前出面负责主持金融，而宋子文则于7月27日立即复蒋“沁电”，婉拒“负责”：“有(25)电奉悉。国难当前，金融管理，为应付严重事机，非由财部完全负责，不足以收事权统一办理迅速之效，弟只可尽其力量从旁协助。”(12)蒋复致宋“俭电”：“上海宋委员子文兄：沁电悉，俭密。国难当前，请兄勉为其难，负责主持为荷。”(13)在未收到宋复电的情况下，31日蒋介石再致宋“世电”，要求宋出面主管金融。 应当指出，蒋介石在孔祥熙出国期间委托宋子文处理某一地区的重要金融事务，始于抗战爆发前。1937年6月，宋子文曾经受蒋介石委托先后前往粤、桂，处理两省币制整理和统一事宜。对于宋子文与广东当局和金融界商洽国币毫券使用办法，蒋介石认为“甚公平，应即照此办理”(14)，宋子文遂于6月20日在广州以财政部的名义发布改革粤省币制令。在获得蒋介石的授权及与李宗仁“开诚洽商一切”的电示后(15)，宋子文赴桂与有关方面商议了整理广西币制方案。嗣后，蒋介石曾电示宋子文“桂币事可照办”(16)，体现了对宋的信任。当年底该方案在广西正式实施。 但是，与战前赴粤、桂短期处理币制问题相比，抗战爆发后宋子文在上海主持金融，其情况更复杂，难度更高，责任也更重大。上海是全国的金融中心，是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以下简称“中中交农”)四家政府银行中枢机构所在地，中外商业性金融机构林立。上海金融市场种类多、规模大，极易受到战事的影响。尤其是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上海地区很快便密布战争阴霾，金融动荡已现端倪，而孔祥熙归期尚早，因此蒋介石希望宋子文出面负责维持上海金融的态度十分明确。其最初命徐堪赴上海就维持金融问题面商宋子文，也不无要求财政部方面认可宋主管金融的权威性、合法性的用意。但是，蒋介石在要求宋子文对金融“负责”的同时，并没有提及是否赋予宋相应的职权。上引蒋介石“俭电”对宋子文称谓中的职衔“委员”，即国民政府委员，而国民政府委员会议决的仅为“院与院间不能解决之事项”(17)，严格说来，“宋委员”无论在督饬还是在实施层面，均不具有“实衔”意义。当时宋、孔关系颇不融洽，在孔祥熙作为财政部和中央银行主官的情况下，宋子文不愿担着“主持”的虚名而承荷“负责”金融的重任，也就不难理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