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后的“统一救国运动”初探

作 者:
周斌 

作者简介:
周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历史学博士,北京 100006

原文出处:
军事历史研究

内容提要:

西安事变后上海等地出现的“统一救国运动”,表面由各界人士发起,实则为国民党一手炮制而成。国民党欲以“统一救国”的名义,通过“舆论的总动员”压倒中共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削弱中共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巩固其一党专政的统治地位。为此,国共两党及舆论界围绕是“联合抗日”还是“统一救国”展开激烈的争论。由于违背国共合作、全民族抗战和民主统一的历史大势,“统一救国运动”不仅在理论上遭受中共及有识之士的批驳,在实践上也昙花一现,最终以失败收场。“统一救国运动”的兴亡过程,预示着共产党而非国民党才能完成国家统一的大业。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16 年 05 期

字号:

      中图分类号:K25;E2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451(2015)06-0023-10

      1936年12月发生的西安事变,可谓中国现代史上的一大转折点。以往人们一般认为,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基本结束了十年内战的局面,促进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历史事实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并不意味着国共两党从此一帆风顺地走向合作,其后还经历了诸多波折。为达到削弱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维护一党专政,包办将来抗战的目的,1937年上半年,国民党曾在上海等地掀起了一个“统一救国运动”。该运动曾引起较大的社会反响,《大公报》称其“盛极一时”。①但其结果非如国民党所愿,反而推动了国共合作的形成。目前,史学界虽就抗日救亡运动发表了不少有价值的成果,但侧重于西安事变前中共、救国会和青年学生的活动,而对事变后国民党针对抗日救亡运动而策动的“统一救国运动”,以及该运动中国共两党、舆论界围绕是“联合抗日”还是“统一救国”而进行的交锋及其历史影响等问题,还缺乏深入的研究。笔者不揣浅陋,拟对“统一救国运动”的前因后果作一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统一救国运动”的缘起

      国家统一,民族独立,是近代中国人民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国家统一不仅指一国之主权和领土的完整,它还与国体(国家的性质,即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和政体(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等诸问题相联结。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决定中国的统一必然和民主、民族独立联系在一起。北洋政府时期,袁世凯、段祺瑞、吴佩孚等军阀虽以“统一”相号召,欲凭借雄厚武力行独裁专制,但其违背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最终都落得个失败的下场。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党虽继续以“革命党”自居,仍打着“反帝废约”的旗帜,但又强调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先决条件之一“为全国之真实统一,即全国人民之思想必须统一于三民主义之下,全国之内政外交军事财政必须统一于国民政府之下”②,力图实行专制统治。蒋介石在1931年7月《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一文中指出:“不先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则不能攘外。”③即便在日本侵占东北,继而策动华北自治的民族危亡时刻,蒋介石仍坚持所谓“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欲以“统一”之名打压各党派的反蒋运动和中共的苏维埃革命,巩固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统治地位。这种不顾民族、人民利益的片面“统一”,与抗日救亡运动的潮流相背离,自然难以获得民众的响应。

      中共于1922年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即提出“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统一中国本部(包括东三省)为真正民主共和国”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纲领,④将民族独立、国家统一作为党的民主革命时期的奋斗目标。中共虽在1927年国民党“清党反共”后走上了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但随着民族危机的深化,逐步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呼吁各党派、各界同胞、各军队无论过去有何政见分歧、利益差异和旧仇宿怨,均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觉悟,停止内战,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携手共同救国。⑤中共的这一主张深受各界欢迎,推动了一二·九学生运动和救国会等发起的救亡运动。蒋介石虽通过复兴社、诚社等组织在学生中培养亲国民党势力,以分化学生运动,并拘捕了沈钧儒等“七君子”,但依然无法控制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时人曾评价西安事变前北平的学生运动“受左倾势力的领导”,虽受当局的压迫,但其“表现的力量是十分重大的”,“右倾思想欲对抗而没有力量(因为没有群众)所以造成一面压倒的形势”。⑥而“七君子”事件更让国民党饱受社会舆论的批评,甚至连英国名流罗素、美国学界泰斗杜威等人也呼吁国民党“释放逮捕的抗日志士”,表示“同情中国联合及言论自由”。⑦因此,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并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停止一切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开放民众爱国运动”等八项主张,⑧应该说,顺应了当时的主流民意。

      但是,由于西安事变采取了扣留蒋介石的“兵谏”方式,且南京政府对西安和西北地区实行新闻封锁,歪曲事变真相,国统区的舆论多担心张、杨的行动会引发大规模的内战,因而对张、杨不表示支持,几乎一致地要求恢复蒋介石的自由。12月25日,在蒋介石口头承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等条件后,张学良陪蒋飞赴洛阳,西安事变宣告和平解决。许多城市民众张灯结彩,燃放爆竹以示庆祝。⑨蒋介石的声望以及民间对南京政府的认同,较之事变前均有了一定程度提升。不过,蒋介石并不愿兑现其承诺,他在日记中构思新年大事,提出要“制服共党”“左倾思想之收服”“不造成内战而不放过内战,为对内统一之基本政策”。⑩为此,他拒放张学良回陕,并令中央军西进威胁西安,以逼迫杨虎城、于学忠等人接受南京政府关于东北军退驻甘肃、第17路军主力开回陕北,由中央军控制西安及其东西大道的善后方案,达到拆散红军、东北军、第17路军结成的“三位一体”之目的。同时,为配合蒋的行动,一场所谓“统一救国运动”也粉墨登场。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