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前后时人对军阀现象之认识

作 者:

作者简介:
翁有为,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开封 475001

原文出处:
历史研究

内容提要:

五四前后,时人关注的重要政治焦点问题,就是军阀政治这一现实问题,因为军阀问题,已成为困扰那个时代发展的重要难题。在时人看来,军阀问题的表现,一是军阀干政弄权之乱导致国家纲纪、政治道德败坏;二是军阀各割据一方为霸导致中央与地方关系失衡;三是军阀内争、兵变之祸“甚于匪祸”;四是军阀“率兽食人”陷民生于绝境。根据这种观察,当时的思想界得出了对军阀的否定性认知结论。时人谓军阀“是一个不好的东西”,就是虽显朴实却颇具典型意味的结论。即使在今天看来,五四前后时人对军阀的认识虽不无形容和夸张的成分,但基本上是符合事实的。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16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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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民初军阀问题,学界已有诸多丰硕翔实的研究。①据笔者由中国知网从1979年到2013年34年间以“军阀”为题的检索结果,共达683篇之多,不可谓少,主要涉及近代军阀人物、军阀战争、事件以及军阀特点等问题的研究,是对军阀本身即“军阀史”的研究。但从思想史、思潮史的角度对五四前后时人关于军阀问题的认识与讨论作一考察,看时论是从哪些方面讨论和认识军阀现象这一问题的:他们讨论军阀所依据的主要思想资源是什么?他们对军阀问题的讨论和认识在今天看能否成立?他们对军阀问题的上述认识与五四时期的时代思潮有什么关系或具有什么样的时代特征?等等,这些问题学界尚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本文从“知识考古”思想梳理的角度,就上述问题作一学理上的专题探讨。军阀问题是五四前后思想界颇为关注的重大政治和社会问题。所谓重大政治和社会问题,是指军阀的存在乃成为国家统一和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因而,“军阀”这一特殊军事类群乃成为国人热议与讨论的对象。时人认识军阀,对军阀概而言之为“现在中国一般人的心中,都知道军阀是一个不好的东西”,②这类话语,是在对军阀之行事的具体观察和切身感受的基础上形成的否定性认知。这些对军阀的认知,对我们今天客观和理性地认识近代中国革命过程中的民初军阀问题以及反对军阀问题,均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一、对军阀干政弄权之乱的认识

      近代中国军阀现象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和历史根源。在传统君主制时代,权臣或藩镇干政乱国往往是王朝统治后期乃至末期出现的特殊现象。民初的军阀干政乱政,则是新政权建立不久就出现的一种现象。此种现象,表面与中国古代王朝末期权臣专横或藩镇割据相似,但其产生的历史动因与以往有根本的不同,是多重复杂因素作用的结果:近代以来,中国受多个帝国主义列强支配;在政治上,虽然民国建立,但传统封建的政治势力仍然占据统治地位,以致民主制度有名无实;在经济上,中国仍处于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没有形成国内的统一市场。种种因素使民国根基未稳即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是“新”时代出现的“新”问题、“新”乱象。尤其是袁世凯死后,北洋军事集团群龙无首,各派系军阀如皖系、直系、奉系等先后各援引其背后的帝国主义为靠山干政乱国,给国家的统治秩序造成了严重的危机。而此时的中国,由于产业工人队伍人数的激增,③新式教育的举办,新式出版传媒业的不断发展,新知识分子十分活跃,加之新文化运动的发动,使包括法国革命、俄国革命等革命思想在内的新思想、新思潮不断激发,使得当时人们的思想普遍处于与军阀现象相对立、相抗争的状态。时人根据对民初军阀这种“新”问题、“新”乱象的观察,提出了对这一问题的较为系统的认识和思考。

      其一,对军阀干政乱国的观察与认识。

      按照近代国家制度的结构性要求,军权应受制于政权或党权,是为通例。但在民初乱象下,军权僭越其位,走上前台干政乱政。无论是天津督军团会议,还是皖系、直系两派在南征问题上的妥协与冲突,都说明军人才是国家政治决策的真正主角。时人揭露道:“今举国共痛恨于武人之干政矣,然干涉武人之干政,亦惟武人,调和武人者,亦惟武人,递相乘除,安有纪极?”④军事强人段祺瑞制造了为自己御用的新国会,后来曹锟的保派和吴佩孚的洛派更是内阁的操纵者。时人指出:“军人每挟其特殊之势力,侵入行政范围,居最高之权位,以蹂躏议院与宪法,立国之本摇,而一切之乱源,皆由此起。”⑤军人集团走上国家政治舞台的中心,按照其特殊的军事规则⑥干预国家政治管理活动,形成“特殊之势力”。“特殊之势力”凌驾于现代国家法政制度之上,国家运转遂脱离常轨,形成与政治法律规则格格不入的军人干政祸国之象。

      时论多从社会道德和公共政治的立场出发,对军阀把持国家中枢、干政乱政的行为,持反对和批判的态度。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之际,论者深感“政局随武力为转移”之患,抨击道:“自武人乱纪,中央政权,被征服于强权之下,一进一退,随武人之势力为转移。彼赳赳者,遂得傀儡中央,指挥政局。国家最高之行政权,卵翼于武人之肘腋,莫可如何,此今日中国之大患也。”⑦各派军人以私人武力为“进退”的后盾,“轮流”傀儡中央,背离了近代以来中国革命追求的建国路向,表现了“武人”为国家“大患”的突出景象。由具有特殊势力的军阀作为政府的后台,国家政权成为军阀进退的工具,国家政治表现出军事化的鲜明特色。

      其二,对军阀与政客勾连变政、军阀谋夺大位的观察与认识。

      民初军阀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产物,与军阀伴生的还有民初的政客。一方面,掌握军事权力的军阀,乐于利用某些政治势力为其施展政治野心服务;另一方面,由于革命过程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使得民初一些政治势力转而依附强权以求荣。于是,形成了军阀与政客的不正常结合,导致国家政治扭曲发展。社会中正义的舆论遂起而揭露军阀的乱政阴谋。1920年直皖战争中皖系败北,皖系军阀及依附于皖系的安福系政客议员下台,时人遂撰写《安福祸国记》一书以记其丑行。尽管该书被后人认为“多有偏袒皖系军阀之处”,⑧但该书序言仍表现了时人对军阀深恶痛绝的明确态度:“安福一小小俱乐部耳,何以能祸国?盖有酿成其祸者也。制造安福者军阀也。奔走军阀者安福也。无军阀即无安福……今倒安福者军阀也……非安福之易倒也,谓之军阀倒军阀也可……若军阀倒军阀,祸犹未已也。”⑨此论虽不无“偏袒”政客之嫌,但就史实观之,军阀确是制造其御用政治组织、祸国事件、政治阴谋、政潮和战争的真正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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