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不少基督教和天主教的传教士从欧洲来华传教，逐渐掀起了西学东渐的热潮，不仅传播了西方的宗教文化，而且促进了中西辞书编纂的交融。如明代来华的传教士利玛窦发明了基于葡萄牙语和意大利语拼写体系的汉语拉丁语注音方法和标注汉字音调系统，开汉语拼音注音的先河，现代汉语语文辞书采用的音调标注即源自利玛窦的这一发明。 来华传教士为了交际和传教不得不学习汉语，也激发了对汉外词典的需求，汉外词典适应中外交流的需要而产生，建构了中西方交流的双向知识桥梁，说不同语言的人们可以通过辞书这样的工具书形式互相学习与了解。这类辞书中有一些相当于学汉语用的字表，卫三畏在1934年刊行的《中国丛报》上曾提到广东佛山刊刻有《红毛买卖通用鬼话》，用汉语标示英语的读音和注释词义。此书今不存，大英图书馆藏有成德堂《红毛通用番话》与此书相似。全书分生意数目、人物俗语、言语通用和食物杂用门四类，每个门类收释93个词或词组，共372个词，以汉字标注对应英语词的读音来应付日常交往的基本需要。（周振鹤2008：202）传教士入华之初需要的是从母语到目的语的外汉词典，而在中国生活一段时间后，要想切实解决异国语言问题，汉外词典更能满足他们求解意义的需求。为了适应交际的需要，汉外词典的功能也渐从提供对应词求解为主，扩展到兼具汉语学习与教育的功能。汉外词典中对字形、字音、字义的全面记载是入华传教士赖以学习汉语的重要资料。这类辞书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多以表达为主，既有字、词，也有短语形式的对应，还在设计中兼顾了使用者学习的需求。如耶稣会编的汉葡词典，通过学习一个核心词（常常充任词目或者在词目中出现，如“水、水手、雨水、水银”，“猜、猜疑、猜拳”等），很快就可以掌握与其相关的搭配词和用句的意义，对于扩展词汇量和记忆词汇有促进作用。 明清来华传教士编纂了数量可观的综合性双语或多语字典以及词典。1575年（明万历三年）西班牙奥古斯汀会修士马丁·德·拉达在菲律宾编成西班牙语与闽南话对照的《华语韵编》，①1583年至1586年间耶稣会传教士罗明坚和利玛窦合编了《葡汉辞典》②。1626年，法国耶稣会传教士金尼阁为帮助西方传教士快速掌握汉语，在中国学者王征、吕维棋、韩云等帮助下，编有采用罗马字母系统标注汉字读音的中文字典《西儒耳目资》，将50个元音与20个辅音互相结合，配上清、浊、上、去、入五个声调记号，拼切出汉字的读音。全书按形、声、义为序编排，共分为三篇。第一篇是“译引首谱”，说明文字学和译者大意；第二篇是“列音韵谱”，依字的音韵排列汉字；第三篇是“列边正谱”，按笔画顺序排列汉字，并用罗马字母注音。（彭敬，张相明2008）此后，法国来华传教士白晋编有《汉法字典》，汤执中编有《法汉字典》，孙璋编有《华拉文对照字典》和《华法满蒙对照字典》，钱明德编有《汉满藏蒙法字汇》；荷兰新教徒赫尔尼俄斯编有《荷拉汉词典》；西班牙耶稣会士齐瑞诺编有《汉语西班牙语词典》。（董海樱2011：247—250）据杨福绵对耶稣会档案馆所藏传教士手稿的研究，《葡汉词典》编纂目的是为了学习明代官话口语。收6000多个葡语词，既有单词也有短语，按字母排序，词目后有罗马注音和对应的汉语词条，包括单词、词组和主要选自口语的短句。③“每个葡语词条可以有一个以上的汉语对应词条，其中的一个是口语词汇，接下来是一或几个口语、文言文的同义词。”④汉语对应词条有7000多个，其中短语3000多条，复音词近3000条，单音词近千条。如“烂赌钱的人、赌博之今”“说谎、讲大话”“矮东西、贱”“不得闲、有事干、不暇”“没度、律、纪纲”“会做生理、善于贸易、会做买卖”“勇得紧、大胆”等，从中可见当时白话口语与文言的兴替。又如“笔直、空虚、顺从、慈悲、新鲜、烦恼、诚恳、惭愧、紧急、整齐、忧愁、聪慧、艰辛、懒惰、骄傲、惊惶、善良、危险、太平、自在、容易、饶舌、顽皮、知心、得意、慌忙、笑话”等复合词沿用至今，可见明代白话与现代汉语的传承。（徐时仪2013）从1575年至1800年，入华传教士编有60多种类似外汉和汉外字典的词汇集，大多为未付梓的手稿，今尚存有50多种抄本。⑤ 来华天主教传教士编写的汉外子稿词典的巅峰之作当属方济各会传教士叶尊孝（又名叶宗贤，Basilio Brollo 1648-1704）的《汉拉词典》，又名《字汇腊丁略解》（Dictionnaire Chinois，
Latin）。⑥其序说：“我以中国字典的编排方式编写了这部新汉拉词典。”“任何人想要编这样一部汉语词典，都必然采用中国字典的方法编排汉字，因为若按照我们字母顺序法编排，当遇到不认识的汉字，很难用它查找汉字的意义，只能凭运气在词典中寻找意义。有鉴于此，本词典提供了必要的、实用的例证。”该词典手稿采用当时欧洲的通用语拉丁文编写，具有中西合璧的汉字部首检索和汉字注音检索体系，成功地解决了汉外词典中汉字词目的检索难题。共有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编于1694年，以汉字部首为序，按部首检索，收录了7000多个汉字。第二部分约编于1698年至1700年，以汉字的拉丁文注音为序，按注音检索，收录9000多个汉字。（马西尼2003；杨慧玲2007；姚小平2007）参考了《字汇》《增补字汇》《正字通》《品字笺》《篇海》《字类补》等，如释“一”为“数之始”，“丈”为“十尺为丈”等都出自《字汇》。 1717年由于天主教传教士在祭祖拜孔等宗教礼仪问题上的做法，康熙帝下令禁止天主教在华活动，此后，雍正、乾隆紧随其后也相继颁布禁教令，奉行闭关锁国之策。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接受丧权辱国的《中英南京条约》，禁教令也被迫取消，大批传教士再次来华传教，编纂了一批汉外词典和外汉词典。如罗伯聃的《汉英字汇》，毕利干的《法华字典》，加略利的《汉语百科辞典》，马礼逊的《华英字典》和《广东土话字汇》，卫三畏的《汉英韵府历阶》，麦都思的《华英字典》，罗存德的《英华字典》，翟理斯的《汉英词典》，司登得的《汉英合璧相连字典》，鲍康宁的《中英字典》，赫美玲的《英汉官话口语词典》，富善的《北京方言袖珍词典》，马阶的《中西字典》，马修斯的《华英词典》，甘为霖的《厦门音新字典》，杜嘉德的《厦英大辞典》，蒲君南的《法华新字典》等。其中马礼逊的《华英字典》秉持实用、教育和启蒙的原则，以西学融入传统语文辞书的编纂，开近代新式辞书编纂之先声。卫三畏的《汉英韵府历阶》收字与体例以樊腾凤的《五方元音》为基础，注音兼顾官话、古音和主要方言，释义参照《康熙字典》，包括词源、组词和释义，涉及语言、文学、历史、地理、哲学、科学、宗教、风俗礼仪和经济贸易等学科，问世后被誉为“多年来新教与天主教传教士们工作的集大成之作”。翟理斯的《汉英词典》收汉字13838个，采用改进的威妥玛氏注音法，按读音字母顺序编排，并注出多种方言读音，同形异音字互设参见项，且尤其注重文化负载词的解释，堪称20世纪上半叶最流行的汉英词典。富善《北京方言袖珍词典》是当时西人学习汉语的重要参考书，收字较全，检索方便。（董方峰2002）又如俄罗斯东正教驻北京使团第八届使团学生加缅斯基编的《汉蒙满俄拉词典》，俄国驻京的东正教使团随团学生列昂季耶夫编的《俄满汉专题词典》，1831年利波夫措夫编的《拉汉词典》，1867年瓦西里耶夫编的《汉字的字形体系：首部汉俄词典试编》，1888年卡法罗夫编的《汉俄合璧韵编》，1896年波波夫编的《俄汉合璧字汇》等。（柳若梅2010）这些辞书不仅仅在于有效地辅助了传教士学习汉语，⑦而且其编纂方式和体例也影响了我国近现代辞书的编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