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教育学的变革》(P.5)一文用汤因比 “挑战与应战”的理论解释教育学变革的动因，认为教育学的变革需要考虑两个必要的条件：其一，教育学研究者对教育学危机的普遍、共同的认知；其二，卓越变革者的出现。文章还界定了教育学变革的界限和范围，其界限是学科基本立场亦即追求永不退场；其范围主要集中在研究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上。文章认为，教育学变革所追求的效果，是使教育学在现实的意义上具有更好的形象和更强的功能。 《教育改革的思维方式研究》(P.41)一文将教育改革定义为认识更新、利益调整和文化变迁的过程，进而指出认识、利益和文化是推进教育改革的三个重要视域或着力点。依据这三个视域或着力点，教育改革思维可以分为认识论思维、利益论思维和文化论思维。在教育改革中，当一种思维超越其优势领域运用时，教育改革便会出现认识偏差和实践误区。为深入顺利进行教育改革，必须认清这三种教育改革思维方式的优势及局限性，合理使用三种思维方式。 《论凯洛夫教育学中国化的经验及其启示》(P.129)一文分析了凯洛夫教育学在中国迅速确立地位并产生持续的长期影响的多种因素：凯洛夫教育学本身的科学性、时代性、操作性等是内在因素；政治因素起了关键性的决定作用；文化因素在深层次上产生了重要影响；苏联教育专家、中国教育学家和中国广大教育实践工作者则是其中国化的重要推动力量。文章认为，凯洛夫教育学中国化的经验启示我们，学习借鉴国外教育理论思想，要杜绝运动式学习，要对引入理论进行系统化深入研究，要把握引入理论与中国文化的契合性。 《推动教育公平的教育政策国际视野》(P.151)一文指出教育公平问题一直以来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长期以来国内对教育公平的研究大多是在“教育起点公平”、“教育过程公平”、“教育结果平等”这一框架下进行的，但实际上随着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及价值观的演变，国外对教育公平的理论研究和政策实践一直处在不断的发展之中。文章详细分析了国外教育公平研究在以下三个方面的新进展：以个人权利和福利为中心的教育公平，强调制度公正的教育公平和从重能力向重选择转变的教育公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