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6298/j.cnki.1004～3667.2015.10.08 一、缘起 澳门回归15年来，中央政府坚定不移地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全力支持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依照基本法施政，澳门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发展呈现出繁荣的景象。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澳门回归15周年时指出的：“澳门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和巨大成就，一个生机勃勃、安定祥和的澳门正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祖国的南海之滨。”[1]然而，澳门的经济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博彩业及相关产业的发展，博彩经营权自回归后走向开放，大量外资涌入，风生水起的博彩业急缺劳工，导致大量初高中、大学生弃学从工，使澳门教育的发展曾一度跌入低谷。加之澳门出生人口的回落，理论上教育与经济所存在的相辅相成的关系，竟然陷入“反比”的魔咒。教育发展受限，也就意味着澳门社会的长远发展动力受到阻滞，澳门很有可能陷入“恶性循环”的发展境况。此外，港澳台地区在政治上也并不平静。2014年，港澳台三地群体事件频发，参与者多为青年人。这对港澳台社会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法律管制，尤其是对国家和中华民族的认同感，以及“一国两制”方针等均有所冲击，在一定时间内给港澳台社会带来负面影响。成绩并非一日形成的，问题也不是骤然发生的，长期以来的文化教育积淀无疑是主要的根源。尤其对高等教育而言，它担负着培养青年高级人才的重任，无论对经济发展的长远成效，还是对文化潜移默化的渗透，都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澳门高等教育需要给予特殊的关注，以使其能够主动地迎接风险和挑战。 二、澳门高等教育的主要特征 1.“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一方面，澳门作为中国主权领土的一部分在招生及教育、科技、文化交流上具有很大的优势，绝大部分的澳门高校获准在内地招生，使澳门在生源上有足够的市场空间。此外，澳门高校与内地高校的交流合作非常便利。无论是澳门的高等教育行政部门，还是国家、省级的教育行政部门，均对推进彼此的交流合作持有很高的热情。另一方面，在“两种制度”下，“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自行制定教育政策，包括教育体制和管理、教学语言、经费分配、考试制度、承认学历和学位等政策，推动教育的发展”[2]。这也意味着，澳门高等教育在办学模式、管理体制、经费拨款、学科发展等方面具有相对独立性，可以依据澳门自身的发展特点和实际需要进行选择，对于增加澳门高等教育的自主性和灵活性方面有着很大的优势。当然，在一个国家的前提下，涉及国家、民族文化方面的重要教育导向，亦可根据自行制定的教育政策加以体现，充分展示内地和澳门血浓于水、同宗同族的紧密联系。 2.与生俱来的多元文化。澳门一直就是东西文化交流的“十字路口”，各种文化在澳门这块土地上交融汇聚，形成了澳门今天独特的文化氛围。1594年，远东第一所西式高等教育机构——圣保禄学院在澳门成立，当之无愧地成为东学西渐、西学东传的文化使者。1762年，圣保禄学院因耶稣会在天主教廷失势而过早地关闭[3]。其后，澳门高等教育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沉寂，直到1981年东亚大学的创立再次开启现代高等教育的先河。由于开创者聘请的大多为英国、香港的学者，在教育体制上主要模仿英制的学院制模式，所以东亚大学在开办初期毫无疑问带有西方主流高等教育的色彩。创始人亦存有这样的理念：“澳门就是一个多元文化之地，澳门的大学一定要体现出多语言、多文化的特点。”[4]虽然，回归以后的澳门高等教育已经形成公立私营多样化的办学格局，在整体上也依然诠释着多元文化的内涵：办学理念多元、办学主体多样、教育中的三文四语、四种学制体系并存、国际交流与合作频繁，等等。这样的多元文化氛围并非多种文化在一般意义上的共存，而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融合，高等教育既能体验出民族的也是国际的信念，也能感受到国际先进理念方法对于教育发展变革的渗透。配合高等教育发展国际化的趋势，澳门独特的文化枢纽地位，也成为澳门高等教育发展的宏大平台以及未来在课程、师资、研究、合作交流等方面进一步发展提升的推动力。 3.小微特征的潜在影响。香港大学的马克·贝磊教授在为跨世纪澳门高等教育发展所做的报告中指出：处于微型地域环境下的澳门，有着“推广效应”快的微型地区特征[5]。这意味着，任何外部的影响，都有可能在高等教育内部成为现实，并且在外部与内部、内部之间快速地转化。同时，多元文化与小微地区相互作用的结果，就是开放和融合。澳门高等教育在发展过程中具有很强的主动性和适应性，这不仅因为澳门具有较强的外部依赖性，外部先进的理念和文化能较好地融入其中，而且微型社会的快速反应机制使澳门的院校更容易在开放的环境中捕捉到有利于自身发展的信息。 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开放融合以及快速反应也带来了许多不确定性。外部一些不良的信息同样容易渗透到社会文化的系统中来，如受香港“占中”事件的影响，西方所谓民主价值观念在澳门形成气候，更有甚者，有澳门团体在香港“占中”以后对澳门学生的国民身份认同的调查显示，认同自己中国人身份的学生由过去的9成跌至5成多[6]。这对澳门与内地同属“一个国家”的根本前提产生冲击，也同时体现出小微地区在思想信念浮动、教育传播方面具有很多不确定性，必要的时候需要加以协调和引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