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网址·在线杂志：www.jhlt.net.cn 中图分类号：D675.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6)02～0082～009 一、研究缘起 在刚刚结束的2016年台湾地区领导人和民意代表的选举中，国民党再次败北，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当选为新领导人，民进党同时掌控了台湾立法机构60％的席次，成为多数党。两岸关系的发展日益受到岛内政局变化的影响，而台湾统“独”走向不仅受台湾社会上层精英影响，也被民意所掣肘。所以，围绕台湾民众就两岸关系所持态度或立场而进行的调查和研究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政治认同的含义，不同学者观点殊异。有观点认为：“政治认同，是指一个人感觉他属于什么政治单位(国家、民族、城镇、区域)、地理区域和团体，在某些重要的主观意识上，此是他自己的社会认同的一部分，特别地，这些认同包括那些他感觉要强烈效忠、尽义务或责任的单位和团体。”[1]很明显，虽然政治认同指向了一个客观的外在，但其自身却具有较强的主观色彩，并带有一种多维性，进而导致政治认同测量方面存在争议，围绕两岸关系的研究特别体现出这一特点。通常就两岸关系方面的政治认同研究主要围绕族群认同、统“独”立场等方面进行探讨，如有关台湾民众对自己是“台湾人”、“中国人”或者“都是”的选择和态度，有人将其视为对“国家认同”的测量变量[2]，有人将其视作针对“族群认同”的测量变量[3]，还有人将其视为一种“政治认同”的测量变量。[4]因在概念解读和测量方法方面存异，由此产生了不同的研究结论。吴玉山发现，族群意识上的本土化趋势并没有发展为对台湾“独立”的要求，实用主义和理性行为正在变得比理想主义和意识形态更为重要。[5]与此不同，一些研究者指出，台湾人族群意识和支持“独立”之间出现的差距是人为虚构的，因为偏爱“独立”的那部分台湾人会因为感受到来自大陆的武力威胁而被迫放弃对“独立”的追求和支持。[6]美国学者Shelley Rigger认为，较年轻人群的台湾民族主义情节是相对较弱的，他们在较少支持台湾民族主义的同时，也表现出更多实用主义特征，他们不愿作出“统”或“独”之中任何一个极端化的抉择，而是选择一种基于现有状态的、较为灵活的方式，既能够维持和大陆的经济合作等务实举措，同时又能享有由现存政治制度所提供的各种保障。[7] 作为政治心理一部分的政治认同具有相对稳定的状态，这一稳定性为基于群组分析的代际政治认同研究提供了基础。当我们从政治认同角度探究台湾民众统“独”立场时，可以民族主义形成视角来审视台湾之统“独”趋向及其对两岸关系的影响。本文将通过对族群认同和统“独”立场两者之间相关关系的检验来初步确证双方间可能关系，并进一步探讨“台湾民族主义”的可能趋势。现有研究多关注于台湾较年长人群代际的政治认同问题，而鲜见有关于较年轻人群政治认同的分析，由此我们将利用相关数据分离出较年轻人群数据样本，并将之置于各代际之间，在较充分把握台湾各代际政治认同发展趋势的基础上，通过对比分析来观察较年轻人群的政治认同特征及其新近变化，探究“台湾民族主义”产生和发展的诸种可能，揭示维护和发展两岸关系所面临的可能困境，同时分析影响政治认同若干维度的背后因素，评估以经济形式为代表的物质主义工具在促进两岸关系方面所可能发挥的效果。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样本和变量说明 本研究数据源自“台湾选举与民主化调查2012年选举电访”项目(以下简称TEDS2012-T)。TEDS每四年进行一次全岛范围的调查。2012年是台湾地区领导人和民意代表首次合并选举，由于国民党和民进党在统“独”等政治性议题上的差异，在选举期间进行的民调更容易捕捉到民众在这些议题上不同认知、情感和评价。该项目自2011年12月10日起至2012年1月13日选举投票前一天止，每7天完成一波，共完成5波，每波各近1000人独立样本，总计成功访问4806人。根据研究问题和设计，本研究保留其中4761份独立样本作为分析对象。根据出生日期和代际划分标准，我们将之划分成六个群组，包括第一和第二代群组(776份)，第三代群组(1065份)，第四代群组(992份)，第五代群组(606份)，第一、二和三代群组(1841份)，第四和第五代群组(1598份)。 在本研究中，因变量包括族群认同、统“独”立场。①自变量包括人口基本统计特征变量，如性别、受教育程度、户籍地理、父亲省籍、母亲省籍；政治因素变量，如九二共识认同、政治关注度和政府政绩评价；经济因素变量，如两岸经济合作效果、核能支持和经济保守度。 (二)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本研究依据出生年代而对一特定时间点上所收集的横面数据进行群组划分，以此就台湾民众政治认同状况及代际差异获得较深入认识。这样一种划分模式的合理性是基于罗纳德·英格尔哈特依据匮乏假设(“个人的优先价值观反映的是其社会经济环境，即人们总是会在主观上最为看重相对匮乏的事物”)和社会化假设(“社会经济环境和优先价值观之间，不是一种即时调整的关系，也就是说，它们之间存在着很长一段时间的滞后。这是因为，在很大程度上，一个人的基本价值观反映的是其未成年期的占主导地位的条件”)而分别推导出的阶段效应(“反映社会经济环境的短期波动”)和群体效应(“反映某一年龄群体在成长期的主要生存条件”)理论。[8] 政治代际分析所面临的第一个问题便是如何对“代际”的内涵进行定义，即依据何种标准来确定哪些人属于同一代际。相关学者认为，在决定一个人是属于这一代还是另一代人时，需要考虑他们是否有共同的经历，同样的决定性影响，以及相同的历史问题。[9]如Shelley Rigger所言，政治上的一个代际是这样一群人，即由于他们出生于同一时期，而且经受了相同的社会和经济环境，因而他们分享共同的经历和历史记忆。在此基础上，本研究沿用Shelley Rigger基于Changand Wang的代际划分观点而提出的修正方案，同时因受相关数据库特征限制，我们拟将第一和第二代合并为一个群组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