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69年,当卡斯特罗被问及其“革命攻势”与1969年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相似性时,他回答道:“如果我们所做的同中国共产主义者有相似之处的话,那真是一个历史偶然。”①虽然我们希望能够深刻反思“历史偶然”这一概念,但是他的话对于我们思考毛泽东思想对第三世界革命运动的影响具有重要警示作用②。在1950至1970年代的国家解放运动时期,毛泽东思想(连同宏观的中国革命精神一道)被大力宣扬,而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解放运动还酝酿了一系列修正革命的本土观念。毛泽东思想的吸引力在于同第三世界的反殖民精神产生了共鸣。反殖民不仅鼓舞了第三世界的新世界观念,而且也影响到第一世界。如果这一全球运动表明了某些超越“历史偶然”的东西,那么将其归因于包括毛泽东思想在内的观念和意识形态时,则应该谨慎处之了。 目前的讨论通过参考美国种族解放运动中的“毛主义”,意在表明毛泽东思想在第三世界中的吸引力。这是说明性的,而不是对“毛主义”全面的综合描绘。这里我认为,如果我们回顾过去对相似、同情和团结的抽象表达,那么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表明“毛主义”(或者更概括地说,毛泽东思想)在第三世界革命运动中具有任何重大的影响。在1960和1970年代的一段时间内,“毛主义”似乎遍地开花。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使它的名字深入人心,激发起了声称受“毛主义”鼓舞或忠于“毛主义”的世界运动。这一对毛泽东和“毛主义”兴趣的骤然增加,究竟意味着什么尚不得知。除了菲律宾、印度和秘鲁这几个明显例外,“毛主义”浪潮的退去就如同它出现时一样迅猛,只有很少的社会和政治成就留存下来。本文的首要目标就是理清促进和阻碍“毛主义”政治的若干因素③。 我认为,第三世界短暂的“毛主义”政治并非是作为革命领袖的毛泽东,及他对第三世界革命的分析的反映,也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重大影响的抽象革命构想的真实写照。毛泽东思想对世界大同的期望已经表明,其政治理论地位远胜过其他第三世界的普通领导人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毋庸置疑,毛泽东的威望部分是由于他领导世界上最强大国家之一的中国取得了革命胜利。尽管如此,同样明显的是,正是因为他对全球革命转变的政治责任以及对革命理论的贡献,使他成为具有全球声望的革命领袖,这也是他与其继任者的主要区别。尽管第三世界“毛主义”政治可能只遗留下很少的物质财富,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革命政治仍是挥之不去的政治记忆。这些政治的性质可能造成第三世界毛主义革命模式的无关联性。而我认为,恰恰是更多的关联性成就了那些仍具生命力的政治模式。 一 “毛主义”视角中的第三世界 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宣称,在国际政治中,毛泽东思想同与中国相类似的社会的相关性最强,这种社会遭受了“殖民主义”(或“半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或“半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实际上就是指涉西方的和历史的压迫。到了1950年代,这些社会逐渐以“第三世界”之名而为人们所知。在一篇作为毛泽东思想基础性文本的论文中,毛泽东将他自己勾画的政治、经济、文化策略视为适应于这样一种社会,它既不同于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又区别于苏联社会主义的进程④。从1955年万隆会议开始,新中国的共产党人政府就开始寻求将自身定位为不结盟国家,同时区别于资本主义的“西方”和苏联。同样的区别还体现在二十年后的“三个世界”理论,那时毛泽东再次将中国定位为第三世界一类,来对抗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帝国主义⑤。这种第三世界(现在是“全球南方”)的身份延续到现在。 中国从19世纪开始所处的历史环境,使其与后来被称为第三世界的社会有了显著共性。尽管如此,这仍然为那些宣称帝国荣耀遗产的人提供了典型案例。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Mao's Marxism)(或者说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正如其离散的结构那样,并不是同具体历史语境相脱离的抽象观念,而是基于如下的历史情境,即奠基于中国社会结构与将中国社会早期历史境况中超脱出来的巨大历史动力之中,同样这种历史情境不可挽回地将自身在新的经济、政治与意识形态过程中进行重新定位。 从这一角度来说,有必要谈一下我对毛泽东,特别是第三世界问题的一些看法。对于任何研究毛泽东思想来说都不可或缺的出发点是,承认毛泽东思想是在遭受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农业社会中马克思主义革命游击战争话语的关节点。正像毛泽东及其追随者认为的那样,如果革命将改变中国社会,那么只有通过内化来认知构成社会环境的政治和文化关系,才有可能取得成功。因而,毛泽东思想最好应被视为这种革命形势的反映与反思。这里,在备受瞩目的第三世界马克思主义问题上有三个特别相关的方面。 首先,作为一种多重历史条件决定的产物,毛泽东思想受相互矛盾的目标所驱动,而这种目标又是当时条件的反映。20世纪,中国历史条件的三大战略维度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至关重要。第一个是国际维度。从19世纪开始,中国被无情地卷入由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历史中。讨论中国是否被完全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或者是否在此过程中发展成为资本主义是毫无意义的,中国大部分社会主义者的首要目标都是抵制这一抛入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