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8(2015)06-0087-08 从1941年3月张如心提出“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到1945年4月中共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这是一个“毛泽东思想”在中共党内被逐渐认同的过程。在这一时期，毛泽东本人对“毛泽东思想”相关概念的认识也经历了较为复杂的变化发展。几十年来，学界关于“毛泽东思想”概念的形成、提出及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等理论问题的研究已颇为深入。然而，毛泽东本人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和态度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发展?影响这种变化发展的主观因素又有哪些?似乎仍存在进一步探讨的空间。显然，这种探讨对还原和再现历史过程的丰富性、生动性，对继续拓展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研究的视角及领域，都是不无价值和意义的。 一、内容构建：强调探索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是国际性的事业，需要各国无产阶级互相学习、互相支援、互相帮助，甚至实现某种形式的国际联合或协同。但是，这一原则的前提恰恰在于，各国无产阶级必须立足本国实际，依靠本国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努力，自己去探索适合本国情况的革命道路。中国共产党人对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革命实际的正确认识，是在同国际共运和中共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①的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是毛泽东开始思考和探索“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背景和出场路径。 (一)倡导“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毛泽东思想”等概念的提出虽然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但毛泽东本人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探索，早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已从实践和理论两个层面展开。主要建立在对各社会阶级力量政治态度和实际表现的分析基础上的关于中国革命性质及前途等的科学判断，构成了中共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基本思想，这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初也是最重要的成果之一。1927年以后，在建立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开辟农村包围城市革命新道路的实践中，毛泽东进一步提出，在了解中国国情和社会实际的基础上，制定正确的革命战略和策略，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前提，主张从实际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②。他提出在革命实践中发展理论的观点，反对对马克思主义作教条式的理解与运用。1932年前后，毛泽东先后研读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国家与革命》等著作。特别是列宁前两部著作中提出的理论原则，对毛泽东反思中国革命的成败得失起了极大的启迪作用。1933年11月，他在寄给彭德怀的《两种策略》上批注：“此书要在大革命时读着，就不会犯错误”。不久，又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寄给彭德怀，附言：你读了该书“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③。毛泽东之所以重视该书，是因为其中所描述的“左”倾思潮的原因，与1933年中共采取的革命政策相似。当时“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恶性发展，并逐渐在中央占据统治地位。列宁所分析和针砭的各种“左”倾现象，在中共领导层普遍存在。毛泽东立足中国革命的实际来领会列宁著作的要义，这种思考带有运用马列主义理论分析路线是非的意味。此后，“左”倾教条主义把中国革命推向失败的边缘，促使他进一步反思党的思想路线。 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抗日战争在全国的展开，边区局势相对稳定，一大批理论工作者聚集延安，翻译出版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延安兴起一股理论学习热潮。从1937年到1939年，毛泽东在延安如饥似渴地钻研唯物辩证法一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程等书籍④。他对党内同志指出，抗日战争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需要理论指导⑤。这一时期毛泽东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广泛阅读经典著作、弄懂基本原理的基础上，“联系中国共产党的实际，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在某几个领域给予充分的阐述和创造性的发挥”⑥。从某种意义上说，毛泽东在这一时期钻研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的过程，就是推动中国革命经验上升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希望通过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推动一种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产生。 (二)主张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分清路线是非。为纠正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不良作风，从思想路线层面剖析党内历次机会主义错误的根源，总结历史经验，中共中央于1942年春在延安发起了整风运动。整风运动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认真彻底地清算自身在思想路线上存在的问题，从教条主义的思维定势中解放出来，从思想上确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政治导向，树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党高级干部在学习毛泽东主持编撰的“党书”——《六大以来》、《六大以前》、《两条路线》后，通过对党历史上路线是非、经验教训的总结，加深了对历史问题的认识和毛泽东所代表的正确路线的认同，为全党自觉团结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奠定了思想基础。同时，毛泽东也注重从党的路线斗争角度启发党员干部的思想认识。1943年7月，毛泽东与王稼祥谈撰写纪念建党的文章时，主张以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立意主旨，从革命斗争的角度阐述理论观点，说明“毛泽东思想”是在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反对来自共产国际和党内的机会主义路线的产物⑦。王稼祥在文章中贯彻了毛泽东的主张，指出“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主义”，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经过了党内党外曲折斗争而形成起来的”⑧。毛泽东的上述主张与讲话，目的是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推动全党转变思想路线和工作作风。 (三)鼓励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随着毛泽东政治领袖地位的逐步确立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蓬勃发展，从1940年始，和培元、张如心、陈伯达等纷纷在延安《解放》、《中国文化》等刊物上撰文，称颂毛泽东对马列主义理论的贡献。和培元率先发声，指出毛泽东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是洋溢着中国革命鲜活经验的马列主义中国化的典型哲学著作，“指示着新哲学中国化的正确道路”⑨。1941年3月，张如心在《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一文中首次提出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概念，是党内对毛泽东的思想理论予以较为系统的研究、命名的开始。文中指出，毛泽东基于对中国社会性质与革命发展规律的深邃认识，在中国革命的理论和策略上都有了许多“创造性与马克思主义底贡献”，他的言论著作是马列主义理论创造性运用于中国革命实践产生的理论成果；为了在全党范围内教育党员干部学习中国革命的理论和策略，我们党的教育工作者应该是“忠实于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信徒⑩。同年12月2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同意张如心调任毛泽东的读书秘书(11)。这一安排，表明张如心的理论阐述得到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本人的认可。此后，他更加努力地专注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研究。1944年春天，陈伯达在参加党的历史学习讨论时写成《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指出中共成立以来，毛泽东是党内正确路线的唯一代表者。和、张、陈等理论工作者都曾担任毛泽东的秘书，由他们率先宣传毛泽东推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理论贡献，显然受到毛泽东平时潜移默化的影响(12)。上述努力，是毛泽东推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的尝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