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新月异的信息技术带来了人类交往形态的重大转变，也让越来越多的传播学者重新重视媒介研究的价值和潜力。长期以来，华人学者对媒介研究的历史书写都以北美媒介环境学派为主导(林文刚，2006/2007)，或多或少忽视了欧洲学者的贡献。不过近年来，德布雷等欧洲学者的成果正日益受到国内学者的重视，使得此种状况有所改变。作为欧洲媒介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开创性地将技术、话语和权力等问题结合起来进行理论思考，推动了媒介研究在德国的发展。自1990年代起，伴随着后现代主义的风潮，他的作品被陆续翻译成英语，从此蜚声于欧美学术界，被誉为“数字时代的德里达”。彼得斯甚至将其与北美詹姆斯·凯瑞相提并论(Peters，2008)。 基特勒将媒介视作广义上的文化技术(Kulturtechnik)，探索媒介何以对文化、社会和政治环境产生深远的影响。对“二战”中技术破坏力的深切体验，在弗莱堡大学(海德格尔所在大学)求学的学术背景，以及法国的后结构主义思潮的影响，使其在媒介与人的关系上展示出比北美学者更加冷峻的态度。本文以基特勒媒介理论体系的奠基性概念“话语网络”为入口，揭示其生成的学理基础与理论脉络，描述其基本构想，勾勒其基本特征，探究其对我国媒介研究的启示。 一、“话语网络”的学理基础和理论脉络 1980年代开始，基特勒的学术兴趣转向技术。“话语网络”成型于此时期，构成了其媒介理论的关键概念，其阐述集中体现于《话语网络，1800/1900》(Discourse Networks 1800/1900)和《留声机、电影、打字机》(Gramophone，Film，Typewriter)两本著作中。“话语网络”的德语名是Aufschreibesystem，直译为“铭刻系统”、“标记系统”。这一概念来源于精神病学史上被援引颇多的法官丹尼尔·保尔·史瑞伯(Daniel Paul Schreber)的著名案例，Aufschreibsystem在其中表示一个神秘的机制，通过这种机制，史瑞伯“所说所做的一切都会马上被记录下来……有时是从好的角度，有时是从坏的角度来记录”(Armitage，2006)。这个概念被基特勒所挪用，他力图通过对人类历史中的文化记录系统的研究，探寻技术、话语和社会系统之间的连结。 福柯构成了“话语网络”的重要思想资源(Griffin，Herrmann & Kittler，1996)。英语版《话语网络，1800/1900》中，Aufschreibsystem被明确翻译成了“话语网络”(discourse networks)，这样的翻译透露出基特勒与福柯话语理论的亲缘性。他和福柯一样使用了知识考古学，揭示权力之网对于知识、真理、主体的支配、控制关系。在《词与物》中，福柯提出了“知识型”(epitome)概念，即决定思想和科学的深层秩序和构成规则，每一种“知识型”都有自己的确定性原则，并赋予某些特殊的科学知识以确实性。他将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文明划分为文艺复兴时期的知识型、古典时期的知识型、现代的知识型以及后现代的知识型(福柯虽没有明确指出这一新的知识型，但他的分析已说明了存在一种现代之后的知识型)(米歇尔·福柯，1966/2001)。在《知识考古学》中，福柯用“档案”(archieve)取代了“知识型”的概念，他提出的知识考古学不是求索始源(arch)，而是描述“档案”，即“一些把陈述当作事件(因为它们具有出现的条件和范围)和看作事物(因为它们包含使用的可能性和范围)的系统”(福柯，1969/1998：167)。受到福柯的影响，基特勒批判长期占德国文学批评主导地位的解释学(hermeneutics)传统，认为它过度关注于文本(话语)本身，却对文本(话语)外部的历史语境有所忽略。他强调话语的外在性，即由主体外的权力所建构。基特勒这里的“话语网络”，类似于福柯的“档案”。 与福柯相比，基特勒格外关注媒介技术的作用。他把“话语网络”定义为“技术与机构的网络，使得一个特定的文化得以选择、存储和处理相关数据”(Kittler，1990：369)。在基特勒看来，福柯未能对“中介”给予足够重视，这使得他利用的档案基本局限于书写文献。然而，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及打字机、留声机和电影等自动化媒介技术革新发生，已经颠覆了书写文献作为主导媒介的地位，这让福柯的研究暴露出缺陷。如果说在福柯那里话语决定了人的存在方式，那么在基特勒这里“媒介决定了我们的状况”(Kittler，1999：xxxix)。从“档案”到“话语网络”，基特勒通过对媒介物质性的强调，推进了福柯的知识考古学。 二、基特勒用“话语网络”说了什么 基特勒延续了福柯有关认识断裂的思想，在他这里不同时代的认知断裂恰恰是来自于媒介技术的大变革。他从欧洲(主要是德国)不同历史时期中的主导媒介出发，探究“话语网络”与媒介基础的辩证关系，以及不同文化和主体性得以生成的条件。他对欧洲(德国)历史上的两个话语网络——19世纪话语网络和20世纪话语网络进行了细致研究。19世纪话语网络以书写与印刷媒介为基础，以教育的普及、解释学和浪漫主义为特点；20世纪话语网络以自动化媒介技术为基础，以大量数据存储与传输、心理分析和现代主义为特点。在他的分析中，不同的媒介和话语网络，决定了欧洲文明的不同构造方式。 (一)19世纪话语网络：书写的统治与语言的普及 在基特勒看来，19世纪话语网络(大致相当于福柯笔下的现代知识型)的核心是思想启蒙。19世纪以前的话语网络构成了“学者共和国”(republic of scholars)，这是一个与普通民众隔绝的学者组成的知识圈，大致对应于福柯的文艺复兴时期和古典时期；而19世纪话语网络，代表更开放的文化生产、循环、消费体系，大致对应于福柯的现代时期。此时，文字作为连续存储数据的主要形式，构成了此时主要的“档案”。声音、图像等语言文字之外的数据要想被记录下来，必须通过文字书写进行转译。 1.语言观念的转变 在基特勒看来，19世纪话语网络里，人们语言观念的转变至关重要。在此之前，语言被认为来自于上帝，其背后的规律是不可言说的。识字教育强调机械的朗读和背诵，只有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才能掌握读和写。 19世纪话语网络翻转了这种观念。语言被认为来自于自然(nature)，语言学习和探究自然一样需要寻找规律。语言被看成由富有意义的元素按照一定规则构成，识字成了理解词语与声音的自然联系的问题。当时教育改革家们批判传统的识字方法，推崇语音学的教学方式，彻底改革了字母的物质性基础(Kittler，1990：32)。字母表被广泛运用于语言教育，推动着语音的规范化。识字方式的变革，推动着书写的普及化，更带来了人们对书写本身观念的转变。书写不仅是一种实用的技巧，更成为一种个人特质的表达。“个性不再是一个供笔相家或者警察辨认的特殊事物；相反，笔迹的流畅和连贯暗示着书写者全面和连贯的个性在字里行间的体现。”(Kittler，1990：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