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研究从五四时期进入中国，迄今约有一个世纪了。回顾中国传播学百年历史①，可以说大致经历了一个西学东渐，自觉自立的过程。同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一样，其间也交织着中国与世界、传统与现代、专业与社会等多重繁复关系。② 严格说来，“传播学”是在理论旅行过程中，中国学者基于对欧美传播研究的理解，制造出来的一个概念。在西方，一般称为传播研究(communication research)或媒介研究(media studies)。前者流行于美国，后者通用于英国。传播研究成为一门学科，是20世纪40年代以威尔伯·施拉姆为首的美国学者在美国政府、军方、基金会等大力资助下逐步建立起来的。③从施拉姆及其弟子罗杰斯建构的学术史来看④，这一学科化、体制化的传播研究基本上侧重于美国20世纪30年代兴起的量化效果研究，对于批判学派、建构主义等欧洲传统付之阙如，就连美国20世纪初期芝加哥学派的传播研究也被有意无意边缘化，为此一直受到学界质疑。⑤中国在1978年之后第二次引进并确立的“传播学”，主要也是施拉姆一脉的学术传统。如果突破这种定于一尊的学科化传播学概念，那么中国传播学的历史及其内容就不限于此了。这里需要说明一点，本文所谓“传播研究”或“传播学”，一般指传播理论，偶尔兼及应用性领域。另外，“中国”若非明确说明，均指内地或大陆，港澳台地区仅仅作为参照对象，限于篇幅不做详细展开。⑥ 按照上述传播学理解，本文将中国20世纪以来的传播学发展历程归结为两次“引进”以及三次“突进”，最后再对其中浮现的若干重要议题进行专门讨论。 一、两次引进：从“交通”到“传播” 中国人对传播现象的思考源远流长，从先秦诸子到历朝历代思想家的著述可谓代为不绝，尤其是修辞、礼乐、仪式等方面的传播理念更是影响深远。基于“口戗口”(武王《机铭》)、“溺于渊，犹可援也；溺于人，不可救也”(武王《盥盘铭》)、“陷水可脱，陷文不活”(武王《笔书》)等文献，钱锺书提出“文网语阱深密乃尔”的观点，在赵一凡看来堪比西人汗牛充栋的话语理论。⑦当然，现代社会科学意义上的传播研究，中国则是引自19世纪以来的西方，主要是美国。 如果说西学影响是外因的话，那么社会政治环境则是制约中国传播研究的内因。20世纪上半叶，中国内忧外患，国难深重，实现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幸福，建设统一强大的现代国家，恢复和提升近代以来日趋衰败不堪的国家能力，用延安时期中共七大的话说，“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⑧，始终是一马当先的历史主题或时代主题。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前三十年致力于解决“挨打”问题，近三十年进一步解决“挨饿”问题，未来三十年又得解决“挨骂”问题，包括意识形态、核心价值、文化领导权等⑨，亦即鲁迅先生说的“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⑩，同样契合着这一历史主题或时代主题。为此，汇入这一主题的学术研究及其思想理论，自然获得了广阔空间，否则难免大浪淘沙。传播学两次引进中国的历史，也体现了现代学术及其命运与现代中国及其国运的这一内在的有机关联，正如列奥·施特劳斯对现代政治与学术的概括：“政治的哲学化，哲学的政治化。”(11) 1.第一次引进：20世纪初 中国传播学的第一次引进是在20世纪初，主要是芝加哥学派的传播研究范式并涉及美国的宣传研究、民意测验、公共关系以及早期的说服效果研究，杜威访华(1919-1921)、罗伯特·帕克在燕京大学任教(1932年9月至12月)均为代表性事件。(12)杜威从宏观政治哲学层面介绍了传播的社会功能，帕克则从社会学视角介绍了新闻对群体意识的影响、群众与公众的区别、公众意见的形成原理等政治传播的内容。(13)在此背景下，早期美国的传播研究第一次引进中国。 第一次引进的学界主体，是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以及一些新闻学的研究者。当时把communication译为“交通”，既含有信息交流的意思，也含有物质流通的意思。这与美国芝加哥学派对于communication的理解一致。今天的“传播”，当年主要指从中心向四周的扩散，而无今天所谓平等双向的交流之意。(14)1950年代郑北渭将mass communication译成“群众思想交通”，还保留这一习惯性理解。至于用“传播”翻译communication，则是1978年后第二次引进时的通用译语。从“交通”到“传播”，communication的两个中文名称及其内涵，代表了中国对传播概念和传播研究的两种不同理解。 传播研究第一次进入中国期间，中国社会学奠基人之一孙本文于纽约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美国媒体中的中国：媒体揭示出的美国对华公众意见的基础及趋势》(1925)(15)，通过内容分析和文本解读的方法，描述了美国报刊涉华报道的内容分布及评论表现的政治倾向，当属最早的海外中国国家形象方面的研究。(16)中国心理学史的奠基人高觉敷1941年编写的《宣传心理学》，从心理学研究传播问题，引进和总结了许多美国的研究成果。社会心理学家也是中国最早严格进行民意调查(测验)的群体。(17)到三四十年代，民意调查在中国已经比较普及。(18)新闻学主要引进舆论研究、公共关系、广告学等内容，其间成果有燕京大学新闻学系主任梁士纯开设的“实用宣传学”课程(1934)及其《实用宣传学》(1936)一书。他的“宣传”概念，来自美国公共关系先驱爱德华·伯内斯的《宣传》。(19) 总的说来，20世纪前半叶中国的传播研究缺乏整体性和学科意识，显得零敲碎打，当然美国传播研究也在各行其是的初创时期。如果以今日学科化、体制化的“传播学”眼光回顾自由自在的“交通研究”，固然觉得毫无章法，但更深层次原因还在于积贫积弱的国运和山河破碎的现实，归根结底无暇顾及也不足以支撑此类研究，而此类小打小闹的社会科学以及只问小问题、不谈大道理的实证研究，同风起云涌的时代主题即使不说格格不入，至少也是不甚相干的。这就像美国学者格里德(Jerome Grieder)概括的胡适等文人，“对于他的人民的‘社会愿望’或他们生活的‘实际条件’几乎完全没有什么真正的认识”。(20)所以，中国传播学这段“史前史”被人遗忘，匆匆消逝在大江东去的历史浪潮中，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当然，其中一些原创性的学术生气与思想活力，及其被后来体制化传播研究所忽略的某些传统则是值得珍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