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327(2016)-01-0001-07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越来越多的农民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明里暗里干起家庭承包，表现出一种不计后果的冲动。这种反复的且愈演愈烈的冲动断断续续，终于在1980年代初取得了合法地位，获得了历史性的突破，形成了当代中国农村波澜壮阔的改革大潮。家庭承包及其原因学术界有很多研究，但其反复冲动现象蕴藏着怎样的历史逻辑却探讨不够。本文愿抛砖引玉，以求教方家。 一、1950年代中后期：家庭承包星星之火 合作化、公社化的快速推进及其遗留问题，是1950年代中后期农民家庭承包兴起的根源。 高级农业合作社建立后，过于强调集中统一，过高提出增产指标，忽视多种经营和副业生产，对社员劳动时间卡得过紧，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导致了1956至1957年浙江、广西、安徽、四川、广东、江苏等地方出现了包产到户。湖南许多合作社推广新技术和新工具急躁简单，将零星的家庭副业和分散的手工业都统一归社经营。有些社员反映“入了社一点自由也没有了”。[1]福建除了渔业、造林以外，对多种经济作物和副业生产普遍不够注意。有些地区批评搞副业是“资本主义思想”，有的地方甚至把果树、茶树砍掉去种地瓜，把著名的“建莲”莲田改作稻田，该省几项主要山林特产到1956年还没有恢复到战前水平。[2]农民们说：“共产党领导农民办合作社，增产粮食，什么都好，就是不准搞副业不好”。[3]合作社不能妥善地处理各种利益关系和收入分配问题，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河南省反映，“从八个社夏季分配的结果看……各社公粮比例很不平衡，最低的占夏季农业总收入的百分之八，最高的占百分之二十四；在其他税收政策和工业产品与农业产品的比价方面，也存在着不少的问题；在分配工作中，有些社有平均主义思想。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使有些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一定的影响。”[4]这些问题在各地农村都有反映，引起一些农村基层干部的思考和探索。 浙江温州专区永嘉县是实行包产到户的先驱，被认为是“中国农村改革的源头”。[5]温州农业合作化以后，“经营管理体制日趋大与公而广大农民却迫切要求分小生产单位，分田到组、到户，经营体制和管理方法上的分与统的矛盾斗争一直贯穿于合作化、公社化全过程。”[6]永嘉包产到户是农民在县委领导下的有组织的探索行动，虽得到省委领导的支持，但在地委和《人民日报》先后强烈干预下被迫停止。1956年上半年，雄溪乡燎原社在县委干事戴洁天组织下进行责任制试点，形成了“三包到队、责任到户、定额到丘、统一经营”的做法。这种做法被县委副书记李云河称为“包产到户”[7]。9月，李桂茂为书记的县委决定召开全县高级社社长千人大会，介绍燎原社经验，布置“多点实验包产到户”。[8]试验推广工作效果很好。[9]至次年2月，全县255个高级社实行“包产到户”，占高级社数的39%，占农民户数的42%。3月初，浙江省委在压力下改变支持态度。温州地委下令停试包产到户。10月13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新华社记者的报道《温州专区纠正“包产到户”的错误做法》。同日，该报发表署名“南成”的文章《调动农民什么样的积极性》。文章点了浙江温州、广东顺德、江苏江阴等地的名，认为，这些地方搞包产到户，是“有的人想摆脱社会主义的轨道，重新再走过去的回头路”。1958年2月至6月，省委、地委对永嘉县主张搞包产到户的人员进行了处理。 与此同时，其他一些地方也出现了农户承包情况。1956年春，广西环江县“下南区希远社实行了大宗作物统一经营，小作物(如杂豆、南瓜、番茄、辣椒、火麻、蔬菜等)下放到户，谁种谁收的办法，被群众称为‘大集体下的小自由’，获得较大增产。县委书记王定召开县委会议，决定将社适当划小，山区单家独户则实行‘包产到户’，社队都可推行‘小作物下放到户’。经试点后，逐步在全县推广。”[10]广西平乐专区1957年6月“水田‘三包’到户的有486个生产队……”[11]1957年春，安徽“芜湖宣城县等地开始公开或不公开地实行包产到户。”[12]同年，蚌埠市部分农业社也实行了包产到户，“约占总耕地面积的35%。”[13]四川江津地区“许多农业生产合作社把包工包产包到了每户社员。生产组承包了一定的土地、一定的产量和一定的成本，又把它分给组里每户社员负责。”[14]江津县龙门区刁家乡“在区委副书记刁有宽主持下，借推行包工为名，把合作社的田土，按各户劳力、人口情况，分到了户；肥料、种子也分了；耕牛不好分，就由各户轮流喂养、轮流使用。生产、收获各户自己负责。各家收的各家得，只按预订产量交纳公粮和部分公积金。很多社员把它叫作‘二道土改’。”[15] 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农民个体生产的积极性进一步受到控制。为了争得自主权，家庭承包之火在一些地方“死灰复燃”。1959年5月，河南新乡地委书记耿起昌认为，集体对农民卡得过死，剥夺了农民生产经营的自由。他提出：包工到户、定产到田、个人负责、超产奖励，把50户以上的生产队分开，按户包给家长。于是，60%的生产队重新丈量土地，出现了“父子田”、“夫妻田”、“姐妹田”。这年，地区“实行包工包产到户的公社175个，占总社数的72.9%；大队2342个，占大队总数的37%；生产队1.2957万个，占生产队总数的29.3%。”[16]同年秋收以后，安徽休宁县一生产队私下里把田分种了。“那是一个小自然村，三四十户，处在丘陵地带，偏僻一点。”[17]甘肃“武都县隆兴公社红石生产队搞包产到户，并且把土地、车马、农具按劳动力固定到户……还有的把全部农活或者大部农活包工到户，取消了或者基本取消了集体劳动，恢复单干。”[18] 反右倾运动开始后，包产到户遭到批判。1959年10月13日，中共中央批转江苏省委8月22日发出的《关于立即纠正把全部农活包到户和包产到户的通知》。11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揭穿“包产到户”真面目》。浙江永嘉县等地的包产到户虽然先后被迫中断，星火熄灭，但其促进农业增产的甜头永驻农民心田，成为后来家庭承包“规律性冲动”之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