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1976年间我国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制定及其效益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202(2016)02-0001-11

      DOI：10.7671/j.issn.1672-0202.2016.02.001

      一、问题的提出

      胡绳提出的将“文革”与“文革时期”的研究区分开来[1]，这显然在避免一些不必要的争论方面是有价值的。现有的相关文献主要集中于讨论“文化大革命”的性质、起因以及相关的政治运动和斗争等方面[2-4]，而虽然也有一些文献涉及到对这一时期的经济尤其是农业发展、外交以及经济社会文化生活[5]，但已有的研究还是略显零碎和不够深入系统，其研究的不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现有的研究过于依赖规范性的定性的资料引述和分析，缺乏对相关数据资料的整理和深入的经验实证研究；二是已有的研究结论过于简单化，要么支持“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国民经济达到了崩溃的边缘”，要么否定崩溃边缘论，支持经济尤其是农业的稳定增长论[6-8]。

      “文化大革命”的发起对于中国粮食政策以及粮食生产系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个问题似乎没有得到充分而有力的回答。已有的一些研究似乎存在分歧，赵发生主编的《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认为，(“文化大革命”)这一时期的粮食工作同样受到严重影响，粮食局势由缓和转向紧张[9]142。但是，一些社会学家在研究这一时期的中国乡村发展时却发现，“‘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政治运动主要在村庄以上的层次进行，主要冲击的是对干部，而不是对农民，是对城镇，而不是对乡村。……总之，‘文化大革命’避免了‘大跃进’的最严重的经济错误，同时在农业产量、副业和工业上取得了主要进展”[10]。显然，在黄宗智看来，“文化大革命”对于粮食生产的影响不仅远远低于“大跃进”造成的灾难，而且这一时期的粮食产量总体上是增长的。

      对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粮食生产和流通系统及其政策是否受到影响并不能简单地下一个结论，而是需要对这一时期粮食生产、需求以及市场控制等各个方面及其政策特征进行细致的分析，以判断“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运动、革命与信仰在公社体制下的粮食政策强化实施中是否起到了观念内化的作用，以及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运作对于“文化大革命”本身的影响。

      二、1966-1976年间粮食政策的制定逻辑：供需系统的不稳定性

      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内在地要求对粮食的需求与供给水平做精确的计划，一般而言，中央政府对粮食供求系统掌握的信息越充分，其粮食供应计划越准确，粮食供需系统的平衡性与稳定性就越高。但是，计划经济的最大困难正在于获得经济活动与产出的信息通常是很不充分的，而且粮食需求与供给系统本身也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特别是粮食产量增长的计划目标往往并不可靠，这意味着粮食政策实施的基本原则是对其供需系统的潜在的不稳定性做出适应性响应。

      大体上来说，粮食供需系统的不稳定性主要来自粮食的需求与粮食供给两个层面，图1构造了粮食供需系统运转的逻辑系统动力学模型。

      

      图1 “文革”期间粮食供需系统不稳定性的示意图

      粮食需求=农村人口×农村居民人均粮食消费+城市人口×城市居民人均粮食消费；粮食供给=农村粮食供给+城市粮食供给=粮食产量(1-粮食征购系数)+粮食收购量+上期粮食储备量+粮食净进口。无疑，这一时期的粮食政策的目标仍然是确保：粮食供给≥粮食需求，其中，粮食供需系统面临的人口约束条件为：农村人口+城市人口=总人口规模，农村人口=从事农业的农村人口+建设工人及城市流动人口。可见，“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粮食政策大体上需要从粮食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去努力缓解粮食供给需求系统的不稳定性，因此，这一时期的粮食政策主要围绕以下4个方面展开：

      (一)控制人口结构与粮食需求政策

      为了确保国内粮食收支平衡和降低粮食征购及调拨的压力，大饥荒之后整个60年代中央政府一直非常重视控制城市人口乃至城乡非农业人口的规模和粮食定量供应标准。首先，开展粮食节约运动。如1966年4月召开的全国粮食厅局长会议专门讨论了有关加强粮食保管、杜绝粮食损失、狠抓计划用粮和节约用粮、严格控制粮食销量和大力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等问题[11]。当然，粮食节约并不限于普通公众，工业用粮单位也同样被要求倡导技术革新以节约粮食消耗。其次，严格控制非农业人口或市镇商品粮供应人口数量的增长。1966年9月23日，中共中央批转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和国家经济委员会《关于财政贸易和手工业方面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报告规定城乡非农业人口的粮食供应定量标准目前不要提高，要严格控制吃商品粮的人数。由于对粮食供应控制的重视，1966-1970年即“文化大革命”开始的前5年国内粮食收支大体上是平衡的，对非农业人口和粮食需求控制的压力开始变得不再特别突出。但是，1972年周恩来注意到了所谓“三个突破”(即全国职工人数突破5000万、工资支出突破300亿元以及粮食销售突破800亿斤)对于粮食供需平衡将会带来问题，于是，国务院在年底给中共中央的《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中明确指出，“造成三个突破的主要原因是基本建设战线过长，职工人数增加过多……这种情况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加以纠正，今年年底职工人数可能会突破5500万人……粮食销售量也将突破900亿斤。”为此，国务院提出要严格控制非农业人口和控制粮食销售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