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16)01—0209—10 共产主义制度下的中国农村，一直是学术界探索的焦点。无论出于何种机缘或目的，也不论学者的出身、国籍以及受教育体系的差异，他们的研究问题殊途同归：彼时的中国农村，究竟发生了什么？政府对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何以进行？如何评价和定位农村的变化？这些问题引发研究的热潮。当下，国内学术界关于农村合作化(包括集体化)运动的研究已经有了丰厚的积淀，除专著研究外，相关综述性文章也屡屡见之于报纸杂志。①此外，西方学者对此的关注，促使相当数量的研究成果面世，并对国内学术界产生影响。② 一般认为，1949年后的中国农村经历了一个以苏联经验为标杆的改造过程。从建立农业合作社到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形成，当局的改造政策层出不穷，农民在这一过程中逐渐丧失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③国家权力不仅介入了农村生产资料的再分配，还规定了“劳动力”的去向、工作强度以及工作种类等。由此“劳动力”问题引起学者们的关注，成为相关研究的讨论热点之一。目前，有关农村劳动力的文献综述基本上集中于市场经济时期，针对计划经济时期“劳动力”问题的学术回顾尚稀见，故而对此进行梳理和总结十分必要。④本文将首先梳理农业合作化时期劳动力研究的大致脉络，再对农村“劳动力”研究中论述较多的几个主题进行回顾总结。 一 农业劳动力问题讨论脉络 中国农业存在哪些问题？发展出路是什么？这些问题引发中国农村问题研究者关注农业劳动力。近代围绕农业问题的讨论大致形成了两个学派，其一为以卜凯(John L.Buck)、马若孟(Ramon H.Myers)为代表的“技术学派”，即认为中国农业的主要问题在于技术落后，相应的解决办法是改善农业经营方式和提高生产技术水平。另外一派是以陈翰笙等人为代表的“分配学派”，主要运用马克思理论阶级分析的方法，得出中国农村最主要的问题在于土地分配不均的结论，指出重新分配土地和财产才是中国农业的出路。⑤可见“技术学派”意在发展技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分配学派”强调以生产资料的公平分配提高农业产量。 1949年以后，“分配学派”的观点成为主流，相关理论为此后土改、农业合作化等政策提供依据。50年代大陆的农业合作化研究大多以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为分析依据，学者们围绕生产关系、所有制等问题展开论述。⑥至80年代经济体制改革之前，有关劳动力问题的讨论也在这一理论背景下展开。怎样更为合理地调配和使用农村劳动力(尤其是剩余劳动力)以及劳动力的所有制等问题是学者们讨论的主题。如李远岑认为农村的确存在剩余劳动力问题，并认为转移农业人口、集约经营和多种经营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⑦1960年代，武汉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经济组曾进行针对劳动力所有权问题的讨论。有的学者认为劳动力应属于劳动者私有，有的认为劳动者对其劳动力有部分所有权，还有的认为劳动力的公有化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存在的基本特征，必须与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相匹配。⑧ 20世纪80年代初，经济体制改革为农村问题研究的突破提供契机，官方对“按劳分配”方针的认可也令学者们更多地参与到中国农村劳动力问题的讨论中来。劳动力的所有权以及剩余劳动力去向等议题被提上讨论日程。此时的研究虽然与经济体制改革的政治大方向结合，仍保留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论证框架，对劳动力所有权归属与产品分配、生产资料所有制之间的关系等议题均有所讨论。⑨80年代中后期，学者们的讨论逐渐与现实政治拉开距离，在数量上显著增多的同时讨论范围也逐渐扩大到社会的劳动力流动与劳动制度等方面。⑩进入90年代后，制度改革取得一定成果，相关研究显示出细致化倾向。宏观政策不再是学者们关注的唯一主题，区域调查和微观研究的成果不断涌现。(11)对劳动者积极性的探讨，即农民的意愿与集体化时代的劳动状况为学者们所重视，社员“磨洋工”等影响劳动效率的行为被认为是农业合作化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12)此后，学者们的讨论更加关注制度中“人”的遭遇，国家政策不再视为是被地方全盘接受的刚性行政命令，区域性的差异逐渐受到学者们的重视。 西方学者对1949年以后中国农村劳动力问题的讨论，大致可分为经济史和政治社会史两条脉络。经济史学者对1949年以后30年间农村合作化制度下的劳动力问题的研究，主要围绕劳动效率展开。其中政治社会史层面的研究主要在“国家与社会”的二元框架中展开，大致经历了三次理论范式的主导，总体上呈现不断向基层渗透的趋势。(13)早期相关论题的研究多从极权主义的理论范式入手讨论国家政策的强制性，地方社会往往被视为消极的被改造者。(14)之后的范式转变伴随基层史料的挖掘以及实地调查的深入而出现，学者们注意到国家权力的限度，探寻乡村社会可能存在的反作用力以及左右社会主义国家走向的潜在力量成为研究的新走向。地方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利益集团”被重视，学者们开始倾向于地方“集团”与共产主义的“正式制度”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紧张关系。第三次转变则进一步将研究对象具体化，有关乡村社会结构性变迁的个案考察成为制度实践的本土经验及内部异质性研究的突破口，基层政治中“人”的能动性日益受到关注。(15)就劳动力问题而言，有学者对毛时代的劳动力动员机制提出质疑，指出相对于来自个人与家庭利益的刺激，国家利用政治手段进行的劳动力动员手段的作用很可能非常有限。(16)这些研究不断突破国家—社会对立的二元框架，转而强调两者互动过程中复杂特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