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1861-1910》税收统计补正

      20世纪30年代，以汤象龙为首的一批青年历史学家，在内忧外患的局势下，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对藏于故宫文献馆的清代财政史档案进行系统整理。从1930年至1936年，他们通过统计列表方式对清代的相关经济数据进行详细分类，其工作规模之大，参与人数之多，研究手段之严谨，都是前所未有的。由于历史的原因，当时他们经手整理的一些原始档案已经遗失，导致这批抄档(现存放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图书馆)本身就成为档案，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不容低估。

      在整理抄档的过程中，作为活动主持人的汤象龙先生边整理，边研究，经过长达55年的积累沉淀，在抄档的基础上最终出版皇皇巨著《中国近代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1861-1910》，并迅速成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最重要也是经典性的基础性工具书。①诚如罗尔纲先生所言，该书的出版“在我国史学界是仅有的，也是最早的”，“至于著者运用统计方法整理大量财政经济档案更是我国史学界的第一人。”②

      当然，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在摘抄和整理这批数据时，难免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错误。由于数量巨大，本文仅就资料所及，对海关统计资料中的税收部分做一简单补正，藉此向以汤先生为首的那一批经济史学家筚路蓝缕之功，致以崇高的敬意。

      汤书对1861-1910年共计50年间的30个海关税收进行了详细分类统计。该书统计数据数量过于庞大，本文不可能对所有数据都做出详细分析，这里先以江海关为例稍加说明。江海关的税收统计部分，系作者分类列表的第一个表格(第269—273页)，重要性不言而喻。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所收档案详细开列了自咸丰五年(1855)九月二十六日起至同治五年八月二十二日为止各届收支数目。③此处仅列出与汤书相关年份(1861-1866)的数据，其余年份情况则不予考虑。

      

      通过表1可以看出，1861年和1862年的数据，汤书系直接对小数点后面的数据进行了四舍五入处理。1863年的数据，汤书因摘抄错误，导致数据出现1 000两的差异，且汤书并未采取四舍五入的办法，而是直接对0.511两的数据进行舍弃。1864年的数据同上，亦未采取四舍五入的办法，仍是直接舍弃0.993两。1865年和1866年的数据则对0.532两和0.573两进行了四舍五入。由此可以看出，在摘抄这些年份的数据时，汤书存在校对不精，以及舍弃标准不统一的情况。

      据《军录》可知，1873年征数为3 294 164.507两，④汤书进行了四舍五入。1874年应征数为3 607 757.843两，汤书没有进行四舍五入，而是直接舍弃。1875年应征数为3 608 000.269两，而汤书记载为3 610 700两，出现了2 700两的误差。核查该年分类数据均按四舍五入抄录，出现误差的原因乃在于汤书在核算总数时出现了笔误。

      江海关1876年的数据，汤书记载为3 690 861两，而据《军录》可知，此年收数应为3 691 491.396两。⑤两者的差异显然不是摘抄笔误所至，也不可能是因为分类项中一两组数据的四舍五入误差所致。要搞清为何出现这种情况，就必须对汤书表格分类项逐一分析。档案相关部分的原文如下：

      收洋船进出口正税银二百一十九万三千三百二十五两一钱六分一厘，洋药税银七十五万六百二十三两四钱二分八厘，洋船钞银一十九万五千九百六十七两五钱二厘，洋船长江各项关税银一十六万三千三百六十一两八钱五分八厘，华洋商人完纳内地子口半税银三十四万九千八百四十八两三分二厘，招商局轮船及关照船进出口正半税银一十二万五千五百五十两一钱九分九厘，招商局轮船及关照船钞银二千八百十五两二钱一分六厘。以上共收银三百六十九万一千四百九十一两三钱九分六厘。

      通过表2可以看出，本年份数据的差异，除了正常的四舍五入，最主要的原因是该书抄错了华商船钞银的数据，将2 815两变成了2 185两，在随后的汇总过程中，汤书又出现了总数相加错误的情况。

      

      据《军录》可知，1879年江海关数据应为4 020 741.333两，⑥汤书对数据进行了四舍五入。1881年数据应为4 653 373.153两，⑦汤书进行了四舍五入。1882年数据应为4 350 181.136两，⑧汤书记为4 349 682两。这种差异显然也不可能是摘抄错误所至。对照原档可知，此年数据出现误差的原因在于，除了对其余各数据进行四舍五入外，汤书对该年招商局轮船及关照船进出口并洋药正税银144 329.329两以及招商局轮船及关照船半税银59 611.945两进行合并处理，统统纳入到华商进出口正税项下，但此两项数据合计应为203 941.274两，汤书则误算为203 441两，随后的错误由此引发。1883年数据应为3 820 888.83两，⑨汤书没有进行四舍五入，而是直接对0.83两进行舍弃。1884年实征数目为3 819 202.223两，⑩而汤书记为3 819 195两，两者相差7两余。差异原因在于华商进出口正税一项，汤书仍将招商局轮船及关照船进出口并洋药正税银、招商局轮船及关照船半税银相加，但相加数应为123 710.67两，汤书直接舍弃小数点后位数，华商船钞应为10 801.558两，汤书仍是直接舍弃小数点后位数；洋商洋药税银应为966 086.126两，汤书则误抄为966 081.7两余的误差，也是由此引发。1885年实收4 199 277.28两，(11)汤书进行了四舍五入。1886年实收4 547 976.217两，(12)汤书误抄为4 546 976两，导致数据变小了1 000两。1887年实征数据为5 142 134.759两，(13)汤书记载为6 432 961两，两者差异巨大。除一般性项目为正常的四舍五入外，华商进出口正税一项(自1888年开始，这两项就没有合计，而是分归华商进出口正税、复进口半税两项)，汤书仍将招商局轮船及关照船进出口并洋药正税银、招商局轮船及关照船半税银相加，应为320 517.454，汤书直接对0.454进行了多算一位。差异巨大的原因在于洋药厘金项下，该条档案记载该项数据为563 005.175两，而汤书则记载为1 853 829两。汤书数据缘自何处，笔者暂时还未找到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