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22x(2015)04-0044-11 徽商的研究，目前的成果颇丰①，但既有的徽商研究成果，多是笼统一体地看待徽商，历时性上不分徽商本身发展的阶段性，共时性上不管徽商群体分布的区域性。实际上，就经营方式而言，明代的徽商与清代的徽商就有许多的不同，体现出了一种发展变化。 在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伯山书屋”中，珍藏有一户《清康熙中期旅汉口谢氏徽商文书》②，系一册置产誊契簿，上抄有“新安人”谢胪一自康熙七年至康熙四十四年，在湖北汉口置买房产、店屋，参与兴建新安会馆、开辟新安街，从事商业合作和资本借贷的一些契据、合同、借条等，其中有一份《汪元长和谢胪一立议合同》，原文如下： 立议合同汪元长、谢胪一，向因两家各有绸布店业开立汉镇，历年收看客货，以致获利艰难。今两家情同志合，议请谢占武兄坐庄苏州，置买绸布等货。开单下苏，公同酌议：各开各店应用之货，以便配搭发卖；所买之货来汉，照单均分，毋得推委；在汉置粮等货下苏，得利照本分息。在苏对会亲友银两置货，倘货未到，而会票先至，各照来信会票应付。其有货来，或要多收者，照苏原价加利三厘钱，以补少收之家。又，在汉两店来往，议定现兑银两，加利五厘钱。庶彼此通融而攸远矣。但两地买卖货物，不得恂私肥己，倘有此情，神明鉴察。今欲有凭，立此合同二纸，各执一纸存据。 一议谢占武兄俸金九五色银三十两 一议公帐之银无得代亲友买物③ 这是一份典型的商业经营合同书，订立时间当在清康熙中期。文字不长，内容却极为丰富，以此为线索，我们可以看到，至少是在清康熙年间，徽商的经营方式上已经有了很大变化。 一、吴楚贸易成为徽商重要的贸易活动 中国经济文化的交流在明代以前主要是南北交流，之后才逐渐转为以东西交流为主导，这其中，经济上的吴楚贸易地位显赫。 吴楚之间，除了有长江中下游天然黄金水道的便利交通运输外，更有极大的物货盈缺互补。位于长江下游的吴地苏浙，在两宋以前，曾被称为天下粮仓，有谚语“苏杭熟，天下足”；但到了明代中期以后，苏浙的稻谷等粮食产量愈趋减少，天下粮仓的地位消失。导致的原因，主要有二：其一，明代中期以后苏浙地区的耕地尤其是人均耕地在日趋减少。以苏州府为例，明弘治十五年苏州府田亩总数为15524997亩，人均7.58亩，但仅仅是过了76年，到了明万历六年，总亩数就减少到了9295950亩，人均4.62亩；再到了清嘉庆二十五年，总亩数只有6256186亩，人均只有1.05亩了。④其二，经济结构的变化。宋以后，苏浙的经济逐渐由过去的粮食生产转向丝棉纺织业，大量的耕地种植了棉花、桑树等经济作物。以苏州为例，棉花是“元至正间始传此种。太仓东乡土高，最宜。”⑤至明代后期，太仓“州地宜稻者亦十之六七，皆弃稻袭花。”⑥“嘉定实征田地涂荡共一万二千九百八十六顷十七亩，内有板荒田地一千三百零一顷九十亩，其宜种稻禾田地止一千三百十一顷六十亩，堪种花、豆田地一万零三百七十二顷五十亩。”⑦桑树的种植，“明洪武初，六县(长州、吴县、吴江、昆山、常熟、崇明)载桑一十五万一千七百零七株……弘治十六年，农桑二十四万九百零三株”⑧。据日本学者藤井宏的研究，“江南棉布手工业最初兴起于松江府，后来逐渐扩及于其周围的诸府县。明代中期，苏州府嘉定、常熟二县等的棉布业早就脍炙人口”⑨，到了明代中后期，几乎是全国各地都用吴地生产的布匹，如江西省“民间所用细布，悉从苏、松、芜湖商贩贸易。”⑩丝绸业，据方志记载，苏州的“绫绸之业，宋元之前，为郡人为之。至明熙、宣间，邑民始渐事机丝，犹往往雇郡人织挽。成、弘以后，土人亦有精其业者，相延成俗。于是盛泽、黄溪四五十里间，居民乃尽逐绫绸之利。”(11)入清以后，作为吴地重镇的苏州实际上已经成为全国的丝棉织业的中心，“常、昭两邑岁产布匹计值五百万贯。通商贩鬻，北至淮扬、及于山东，南至浙江，及于福建。民生若无此利赖，虽棉、稻两丰，不济也。”(12)“(嘉定)种稻之田十不及二，所征本色尚不足以舂办白粮及存留等项。则是十余万石漕粮，非取之小民织作，必籍之花、豆贸易。”(13)经济结构的变化，到了明代后期，苏浙一带粮食甚至不能自给了。而恰是在这一时期，位于长江中游的湖广楚地的粮食生产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谚语“湖广熟，天下足”。据日本学者寺田隆信引用《南吴旧话录》资料的考证，此谚语最早当出现在明天顺年间： 天顺间，湖广大饥。诏募能赈饥者，与以散官。梅(贞)即输米八百斛赴楚，续赈倍之。邻人誉之曰：“君当与缙绅为伍矣。”梅笑曰：“谚云：‘湖广熟，天下足’，乃天灾流行，数百万生灵遂为沟中瘠，吾一念间有所不忍耳。”(14) 明代中后期以后，楚地成为了天下公认的粮仓，为长江下游地区及全国其他地区主要的粮食供给地。因此，吴楚两地互通有无，开展贸易，获利巨大。 徽州商人在明初施行“开中法”时，是热衷于南北贸易的。生活在明代中期的歙县人汪道昆就写道：“吾家自曾大父以上，率孝悌力田，自大父亢贾，始宗盐筴。世大父亦罢北贾，与大父俱相与起瓯括，徙武林，业骎骎起。”(15)之后，徽商散布在全国各地贸易，包括海上贸易。明代后期以后，吴楚之间的贸易显重时，徽州商人则是积极应变，把握了时代发展之脉搏。但徽商真正大规模地从事和热衷于吴楚贸易，还是在入清以后，甚至是在清康熙的中期才真正实现在经营方式上的转变。 赖于长江水系的吴楚贸易有两个重镇，吴地是苏州，楚地是汉口。苏州开发很早，自不必说。而汉口，后来被称作“九省通衢之地”，在楚地的商业贸易中地位显赫。汉口是在何时才真正成为一个商贸重镇的？对此，汉口正街的形成与繁荣该是标志。这里，我们仅凭20世纪90年代由华夏地方志研究所和武汉市硚口区汉正街小商品市场管理委员会编纂的《汉正街市场志》就可以得知：“明代初年，汉阳城内府、县治所同在。其时，今汉口地域只是汉阳城外的一片芦滩，汛期汪洋一片，汛后漫滩芦荻，禽兽栖息，鲜见人迹。……至天顺年间(1457年-1464年)始有零星居民迁入，择墩台、高地筑室定居。”至明嘉靖二十四年，汉口在籍居户达到1395户，约7000余人；开始形成一个商镇；至“明天启、崇祯年间(1621年-1644年)汉水南岸商民逐渐集中于北岸沿河高坡地段，居仁、由义、循礼、大智等坊区逐渐形成繁华的街市。汉口镇的古老街区——汉正街的雏形基本成型。”到清康熙年间，清政府将汉口巡检司由汉水南岸迁至北岸，汉口镇的正街也称官街才正式形成，“至此人们不再把汉水水口的南北两岸通称为汉口，而是把汉口作为北岸的专称。汉口、汉阳由此正式分离，武汉三镇的格局初步确定。”(16) 而据《清康熙中期旅汉口谢氏徽商文书》的资料，即使是到了康熙中期，汉口镇的市政建设还是不十分充分的。徽州商人谢胪一在康熙三十四年至康熙四十四年间，在汉口的官街上购买了多处的房产，其中有许多是“土库楼”、“茅蓬”、“竹屋”、“竹披铺面”等。兹照录一份康熙三十五年十一月的允议约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