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以“传统思想”建构“传播理论”的困境 对华人传播学者来说，没有“华人传播理论”是一个极大的焦虑，体现在几十年的“本土化”论争中。因为知识生产是科学研究的重要目标，衡量“知识”的最直接指标就是理论。但迄今为止，尚无一个公认的“华人传播理论”问世。2000年，在新加坡举办的国际传播媒介研究学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IAMCR)年会上，曾有一场专门探讨亚洲与西方传播理论的座谈，并凸显了一个“令人困窘的事实”：直到现在我们还无法举出任何一种为大家公认、又足以称之为“亚洲传播理论”的理论①。连“亚洲传播理论”都没有，更不用提“华人传播理论”了。十多年过去了，如今是否已有一种公认的“华人传播理论”诞生?答案恐怕是悲观的。也许正是由于还没有“华人传播理论”，因而如何建构“华人传播理论”始终是个热门话题。陈韬文旗帜鲜明地指出：“理论化是华人社会传播研究的出路。”② 如何建构“华人传播理论”众说纷纭，但总体上仍然可以归结为“两派三宗”：一派是“西方取向”，一派是“中国取向”。“西方取向”即以西方为基点，通过学习、移植、改良西方传播理论直至达到本土传播理论的创新；“中国取向”即以中国为基点，实现本土传播理论的创新。后者又分为“两宗”，一“宗”是从中国传统思想出发，另一“宗”是从中国经验出发。“西方取向”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王怡红(1995)③、祝建华(2001a)④(2001b)⑤、陈力丹(2002)⑥、李金铨(2003)⑦、张国良(2005)⑧，等等；以传统思想为主导的“中国取向”，主要代表人物有余也鲁(1983)⑨(1994)⑩、吴予敏(1988)(11)(2008)(12)、关绍箕(1994)(13)(2000)(14)、孙旭培(1997a)(15)(1997b)(16)、邵培仁(1999)(17)、郑学檬(2001)(18)，等等；以中国经验为主导的“中国取向””，主要代表人物是陈韬文(2004)(19)、黄旦(2013)(20)，等等。当然，所谓“两派三宗”只是一种粗略的分法，以上学者只是某一倾向较为明显，但并不绝对排斥其他倾向。也正是这一原因，三十多年的“本土化”论争由最初的“各执一词”逐渐走向路径多元与融合，如陈国明(1997)(21)(2004)(22)，汪琪，沈清松，罗文辉(2002)(23)，邵培仁(2011)(24)，胡翼青(2011)(25)，刘海龙(2011)(26)，等等。原因恐怕有二：一是无论是哪一派都没有发展出公认的“华人传播理论”，二是无法用一种路径的优越性否定另一种路径的可能性。 本文无意于进行“非此即彼”、“是我非人”的论争，而是试图清晰地回答一个语焉不详的问题，即以“中国传统思想”为取向进行理论建构的“可能性”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包含三个问题：(1)是否可能?(2)为何可能?(3)如何可能?以往的相关研究多将前两个问题的答案视为“理所当然”的肯定，而主要集中于第三个“如何可能”的问题。实际上，如果对作为前提的“是否可能”和“为何可能”缺乏清晰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分析，那么当“如何可能”面临质疑的时候，很容易站不住脚。 “本土化”论争的历史显示，从“传统思想”到“传播理论”的路径虽涌现出一批成果，但其受到的批评也确实“不堪重负”。余也鲁先生(1983)曾提出：“以中国人的智慧，应该可以从中国的历史中找寻到许多传的理论与实际，用来充实、光大今天传学的领域。”(27)这毋宁是一种精神口号，但得到了众多学者的呼应，并产生了两项代表性成果：一是余也鲁、郑学檬主编的《从零开始：首届海峡两岸中国传统文化中传的座谈会论文集》(1994)，二是孙旭培主编的《华夏传播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播》(1994)。但余也鲁谦虚地坦言：“我个人对历史所知有限，对古籍涉猎不多；对社会科学也偏于传播一隅，本无资格对这个新的尝试说话。……凡事总应该有个开始，……勉强来试一下，希望能摸索出一条路来，让中国文化里头潜藏的一面，可以在大家的努力耕耘下，得到发扬。”(28)如果说仅仅是因为“古籍涉猎不多”，那么不久就有人打消了这一疑虑。关绍箕以艰苦卓绝的努力，陆续出版了《中国传播理论》(1994)和《中国传播思想史》(2000)，几乎将主要的中国古籍“一网打尽”。大陆也出版了郑学檬主编的《华夏传播研究丛书》(2001)，共一套三册，分别是郑学檬的《传在史中：中国传统社会传播史料选辑》、李国正的《汉字解析与信息传播》和黄鸣奋的《说服君主：中国古代的讽谏传播》。但真正的问题如李金铨教授所言：“有人提倡整理古籍，只是实践至今多半落得‘牵强附会’四个字。……如果只看文本，强作解人，用现代的名词附会古代的语脉，以致脱离整个时代背景和生活语境，终归是非历史的，片面的。”(29)李金铨的“牵强附会”说确实打中了“要害”，这比大陆本土化论争中任何一次相关批评都要有力得多。吴予敏也指出：“用古代材料为今人的概念加注解显然也是‘拆碎七宝楼台，不成片段’之举。……时下不少中国传播思想史论著，都不能避免这个缺点。”(30)刘海龙也认为：“这些研究不仅未将西方理论本土化，反而却将中国传统经验塞进了西方理论的模子里，等于进一步承认了西方理论的普遍性。”(31)换句话说，所谓的“整理古籍”实际上成了“我注西经”，中国传播的“经”不仅没有被念“正”，反而被念得更加“西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