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重要媒体人的逝世往往成为新闻界的关键事件，为新闻从业者提供一个集体言说的象征机会，以重申或调整新闻职业的理念、规范与角色定位(Carlson &Berkowitz，2012；Carlson，2007，2012)。对重要媒体人逝世的纪念报道，诸如美国新闻界对冷战时期美国最负盛名的电视主持人沃尔特·克朗凯特(Walter Cronkite)的纪念，对《华盛顿邮报》前主编、“水门事件”报道牵头人本·布拉德利(Ben Bradlee)的纪念，往往既肯定逝者的职业成就，也以其代表的媒体时代为参照点来臧否新闻业的现状。然而，我们仍未看到中国语境下的相关研究。此外，西方语境下的媒体纪念话语往往忽略了对逝者生前所属的媒体组织的考察。本文力图表明，中国媒体人对卓越媒体人的纪念，不仅与逝者个人和新闻业有关，还与媒体组织有关。 2014年9月20日，中央电视台(以下简称“央视”)原台长杨伟光先生病逝，享年79岁。杨于1999年从央视退休后仍孜孜不倦地探索电视业务，其逝世消息经新浪微博传播后，引发众多媒体从业者与传媒学者的哀悼、纪念(“每次转型他都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东方早报，2014～09～22)。如果说媒体人对南方报业集团原副总编江艺平提前退休的纪念主要局限在南方报人范围内的话(白红义，2014)，对杨伟光的纪念则超越了央视的局限，出现在电子媒体、报刊、门户网站和社交媒体等。诚然，与江艺平提前退休引发的“一个时代结束”的感慨相似，杨伟光的逝世引发了央视人及其他媒体人对央视曾经的“黄金时代”的怀旧与对现状的再审视。 本文之所以聚焦新闻界对杨伟光的纪念话语，原因有三：首先，央视作为中国影响力最大的电视机构，具有特殊的政治、社会与文化地位。而央视在近一两年来陆续有高层领导、知名主持人涉嫌贪腐丑闻而被带走调查，同时1990年代成长起来的“黄金一代”已存量不多(《离开CCTV》，博客天下，2014～09～15)。此时对杨伟光的纪念便卷入了特定的组织语境，也具有特殊的意义。其次，杨伟光对中国电视业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并且其推动的电视改革对社会影响深远。其三，近几年来，电视与纸媒的商业模式与传播模式正受到来自社交媒体的深刻挑战，传统新闻业正遭遇“前所未有之变局”。对杨伟光的纪念，除了与一个卓越的媒体人有关，也与传统新闻业的变化有关。 二、媒体记忆：个人，媒体组织与新闻业的三个维度 对媒体人的纪念关乎媒体与集体记忆，这些研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考察媒体报道在塑造集体记忆中的角色、意义和功能或分析媒体如何基于集体记忆来报道现在的新闻，本质上属于“媒体中的集体记忆”(即memory in media)(如李红涛，2013；Berkowitz，2011；Edy，1999；Meyers，2007)；另一类则探讨新闻从业者如何塑造“媒体的集体记忆”(即memory of media)(如Zelizer & Tenenboim-Weinblatt，2014；Neiger，Meyers & Zandberg，2011；Zelizer,1992)。如果说前一种方向的研究已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那么后一种方向的研究仍有待深入挖掘。媒体自身的集体记忆，体现了记者这个“阐释社群”(Zelizer，1992)对自身形象、角色定位及职业规范的共识。作为集体记忆的一部分，媒体记忆指的是“对经由媒体叙述和使用媒体以及关于媒体的集体过往的系统性探索”，是以媒体的形式塑造的关于媒体的历史、现状与未来的共同理解(Neiger，Meyers & Zandberg，2011)。传媒业标杆人物的逝世或职业上的重大变动都会成为新闻界展开公共叙事的特殊契机。 对卓越媒体人——通常是具有开拓性质、对行业做出贡献的先锋人物或具有高度社会影响力的从业者——的纪念是媒体从业者塑造集体记忆与集体认同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通过纪念卓越媒体人，媒体记忆向后来者召唤了那些暂时被忘却的职业理想与社会理想(Kitch，2005)，表达对逝者的卓越成就及其遗产的肯定与继承(Meltzer，2010)，重申新闻职业的理念、价值与意义，维系新闻业在当代社会中的重要地位，为自身的文化权威加冕(Carlson，2007)。例如，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主播沃尔特·克朗凯特逝世之后，美国记者将克朗凯特的电视网时代与当今碎片化、异质性的新闻环境相比较，既表达出对电视新闻业黄金时代的怀旧，也批判式地检讨了电视新闻的现状，重申严肃的、非党派化的全国性电视新闻网在社会的中心地位(Carlson & Berkowitz，2012)，尤其是克朗凯特式的新闻主播所体现的专业风范(Carlson & Berkowitz，2014)。总而言之，新闻记者的专业主义理念与实践，是媒体纪念的核心叙事。 某种程度上，对具有特殊意义的媒体从业者的纪念，也是媒体人通过定义角色模范来维护新闻业以及记者的合法边界的努力。易言之，媒体记忆反映了媒体从业者在“好的”与“不好的”职业行为之间划分界限的话语实践(Carlson &Berkowitz，2014；Berkowitz & Gutsche，2012)。边界工作(boundary work)的概念来自科学社会学家托马斯·基尔因(Thomas Gieryn)对科学家群体为了捍卫科学的认知权威而在“科学(家)”与“非科学(家)”之间进行特征区分的研究(Gieryn，1983)。新闻业的边界工作，是指新闻社群在各种正式和非正式场合讨论并界定何种职业行为是“好的”、“合适的”，以及何种行为是“不好的”、“不合适的”而形成的一种职业控制机制(参见陈楚洁，袁梦倩，2014)。就媒体记忆作为一种边界区分实践而言，现有的研究仅聚焦于“好记者”的逝世所引发的纪念话语，而没有探讨媒体记忆如何建构媒体“好领导”的职业边界。对“好记者”的纪念，围绕的是新闻专业主义规范如客观性、独立性、真实性等原则，以职业偶像的职业经历所体现的新闻专业意理来定义新闻从业者的职业行为边界(Carlson & Berkowitz，2012，2014；Carlson，2007，2012；Zelizer，1992)。然而，这些纪念话语未必适用于对一个媒体领导者的纪念。并且，对杨伟光的纪念恰好发生于央视遭遇贪腐丑闻的语境下。如果说媒体记忆具有语境特殊性(Zelizer，1995)，那么对杨伟光的纪念也会直接或间接地与这些变化的语境产生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