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美龄是在西方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女性，因早期受基督教家庭以及后来在美国所受教育的影响①，她很早就走出了中国传统男尊女卑思想的苑囿，而具有一定的女性独立意识与男女平等思想，这是她后来能够走上政坛、塑造女性新形象的基础。但是，由于时代与身份的局限，宋美龄的男女平等思想有其特定的内涵，其妇女解放思想也只是民族解放的附属品。笔者认为，从性别/民族国家的维度对宋美龄的男女平等思想进行深入解读，有利于厘清宋美龄在近代中国妇女运动史上的地位，深化近代妇女解放运动史的研究。目前学界尚无学者专门对宋美龄的男女平等思想进行深入解读，笔者就此做一初探。 宋美龄的男女地位观 宋美龄出身于基督教家庭，童年虽生活在国内，却未受到中国传统男尊女卑思想的影响，具有基督教“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在美国留学期间，进入两所美国著名的女子学校——卫斯里安大学和韦尔斯利学院就读，男女平等思想自然浸入心灵。当时美国女权运动刚刚兴起，从早期她在韦尔斯利女校的受教育经历来看，宋美龄并未受到重大影响，她只是具有女性独立意识。 宋美龄回国后，曾进入基督教女青年会做义工，帮助做募捐工作，并加入了热衷于社会服务的上海妇女俱乐部，该俱乐部有150名会员，是上海乃至全国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妇女组织，宋美龄担任其中的工业研究委员会秘书。②她因此对中国女性的生存环境有了初步的认识，并开始关心工业发展与中国妇女的问题，曾在《字林西报》上发表《工业主义与中国妇女》(Industrialism and the Chinese Women)一文。在文章中，宋美龄认为“男人对女人高高在上的态度在中国不存在，男女平等也从未被质疑过”③，这是她早期对中国国情了解不够深入而造成的误解，但就她本人而言，认为男女平等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男女平等”是世界范围内妇女解放运动最重要、最核心的问题，也是妇女解放运动最基本的目标。早自18世纪末开始，西方女权倡导者和思想家就从天赋人权出发倡导男女平等④，认为两性的平等实质上是自由与公正的体现，因此，在西方历史发展过程中，早期女性主义依据天赋人权的理论来诠释男女平等的内涵，主张人生来就是平等的，不分男女。到20世纪初，男女平等已经成为西方社会的主流观念，在美国接受高等教育的宋美龄或多或少受到影响，并具有了女性独立的思想。1928年1月，结婚不久的宋美龄曾写信给挚友说：“不认为婚姻应该抹杀一个人的独立自主。因此，我要做我自己，不是将军之妻。这么多年来我就是宋美龄。”⑤后来宋美龄处理西安事变、筹办空军都充分体现了其独立意识和英勇胆识。 一般而言，男女不应该平等的观点是针对男女两性的生理差异而提出来的，其依据是女性无论是在体力还是在智力、胆识上均不如男子。宋美龄反对这种男子优越论：“我国妇女同胞一向是被公认为体力较弱的，实际上我们忍耐持久的强韧性和见义勇为的天性，毋宁可说是高于男子”⑥；女性在才智上也不逊于男子，“我可没听说过头脑还有性别之分。”⑦妇女对人类文化发展具有重要贡献：“中国妇女们对于我国古代的历史，曾贡献了光辉灿烂的一页”⑧，她以班昭为例说明“妇女对于文化哲学之进步尤有不朽之贡献”⑨，并强调“智慧、教育、远见、创业精神和勇气，并不是男人的专利品。所有这些品质，妇女也都具备”⑩，但是，男人们却“将妇女限制于家庭琐事，其实是放弃了人类伟大力量的一个无价泉源”。不过，她也指出，在经过很长时间的努力后，“在国家与地方的公务上面，妇女与男子争得平等负荷的职责”，强调妇女在争取男女平等过程中应该是主体，因此，“承认男女平等”，必须听取“妇女界的呼声”。(11) 男女平等所反映的是两性社会地位的平等，就是女性在经济、法律层面被赋予与男性同样的权利，宋美龄曾在法律上为妇女争取平等待遇。在讨论中华民国新《民法》(1931年颁布实施)时，宋美龄特地从上海“发电至民法委员长傅秉常，略谓即乘专车赶至赴会讨论，恳请稍候。盖以其关心于男女平等原则，必欲亲自赴会力争也”(12)。1943年宋美龄访美期间接受记者关于是否相信“妇女拥有平等权利”的采访时，她说：“既然男人期待女人负起世界一半的责任，他们就应该赋予女性平等权利。”(13)她认为，妇女在国家层面与法律层面的地位有所提升，“1924年召开第一次国民大会时，国民党始承认妇女选举权，决定实行普选，以财产为根据之阶级选举必须废除”，此后“国民政府公布法律，规定了子女同有继承权”，颁布宪法草案，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受教育之机会一律平等”。(14) 但是，宋美龄也清醒地认识到法律与现实之间的距离：“我们中国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如何，我们大家都很清楚大多数的妇女，不但是没有机会得新的知识，他们仍然过着几百年前的生活”(15)，“我们中国有受过教育的妇女，在全国女同胞总数中所占的比例，实是太小了。”(16)对此，她呼吁妇女要提升自己，“最重要的，不要看别人对于妇女的主张是什么，最要紧的是妇女自己的主张是什么，对于自己的学识才干和人格有什么准备和训练”(17)，因为知识能力与社会地位的高低是成正比的，“知识能力优越，地位自然提高”(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