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码号]1674—0351(2015)06—0077—13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华民族最终取得抗日战争彻底胜利的基本条件和根本保证，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倡导者和坚强领导核心；在创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中，王明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这里谈一些自己的肤浅认识。 一、推行“下层统一战线”策略 1931年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开始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对全党的统治。同年发生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三省的九一八事变，将如何率领全国人民拯救民族危亡的新课题，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正在筹划远赴莫斯科的王明于事变当晚就要博古起草一份“中国共产党为日军攻占沈阳事告全国同胞书(即《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1]212。在这个宣言和临时中央在10月18日王明起程去苏联之前相继发出的几个文件中①，一方面号召全国工农兵和劳苦民众“实行坚决的斗争，一致反对日本强暴占领东三省”，表达中国共产党誓死抵抗日本侵略的决心；另一方面又把日本侵占东三省的目的判断为，一是要镇压中国工农革命，二是要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三是要为直接进攻苏联做准备。并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武装拥护苏联”的口号。关于统一战线问题，这些文件除加上“反日斗争”标签外，在统一战线的性质和对象等实质内容方面，没有相应的变化，仍然沿用既往的那种“要兵不要官”的下层统一战线策略，即所谓：“党应该特别加紧反帝斗争尤其是反日斗争的领导，以开展反帝的革命运动，尽量同下层小资产阶级群众如像一部分革命学生、小商人以至城市贫民成立反帝的统一战线，并且成立这种反帝的公开组织，而取得领导。”[2]560 目前没有看到毛泽东本人在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一时间里有何明确的对日主张，他当时正在受到王明派出的中央代表团关于其所谓“右倾”的指责，并被剥夺对红军的指挥权，转任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但是，九一八事变毕竟给中国社会和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带来强烈的震撼。1931年12月14日，奉命“围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第26路军，经过其内部中共地下党的发动，在“联合红军，北上抗日”的旗号下举行宁都起义。毛泽东参与了对这次起义的领导。或许是受宁都起义圆满成功的启发，他在翌年1月中旬主持苏区中央局会议分析形势时认为：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大举侵华，势必引起全国人民的抗日高潮，国内阶级关系必将发生变化。但是，他的分析立即被与会的中央代表团成员以日本占领东北的目的主要是准备进攻苏联，不作此估计就是右倾机会主义而予以驳斥。[3]365 在随后的一年间，日本帝国主义继侵占东三省和热河之后，又挑起一二八事变，扶持成立伪满洲国，中华民族的危机步步加深；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在日本侵华的每一个重要步骤，都及时发表了宣言或号召，进一步宣示中国共产党抵抗日本侵略的坚定决心，并在全国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这些宣言和文件，对民族危机加重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巨大变化，仍然没有足够的重视，更没有科学的分析，依然沿袭九一八事变刚刚发生时那几个相关文件的判断和号召，使得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因缺乏针对性而号召不力。 远在苏联的王明，参加了共产国际讨论中国问题(特别是“满洲问题”)的一系列会议，参与了许多对中共中央指示的起草或审稿，虽然后来他自称当时关于抗战问题上的主张有别于在上海的临时中央。但是实际上，在他本人这一年间发表的相关文章和讲话中，其观点与临时中央的观点如出一辙。例如2月29日，他在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中认为，上海一二八抗战的组织者和参与者“是19路军的士兵、工人、贫民和革命学生”，“19路军的军长蔡廷锴将军不久前向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了”[4]127-128。再如他在3月31日出版的《布尔塞维克》杂志俄文版第五、六期合刊上发表的《中国革命危机的加深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中认为，上海资产阶级和十九路军将领都是上海抗战的“敌人”，中间势力的改组派、第三党，以及国家主义派、人权派、社会与教育派、托陈派等是最危险的敌人，文章强调：“在党内加紧两条路线的斗争，也比任何时候更加重要。坚决地反对各种各色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是目前的主要危险。”[1]224-225又如9月12日，他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上的讲话，仍然把领导一二八抗战的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和张发奎、黄琪翔等视为在群众压力下参加的投机者，“而且一直在寻找暂时停战和投降的机会”。[1]235 刚刚出任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在一二八抗战爆发不久，就抱病起草《对日作战宣言》，代表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正式宣布对日战争”，决心“领导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以求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宣言》虽然也套用所谓“必须首先推翻阻碍民族革命战争发展的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观点，但是没有提“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并强调“直接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5]636-637。这份《宣言》于4月15日才正式发表(王明自称他5月就提议以中华苏维埃政府名义对日宣战)，它表明：与国民党政府的一味妥协退让截然相反，新近诞生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立刻对日宣战，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在捍卫民族利益问题上的鲜明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