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265.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16)01-0075-09 1937年夏秋之际，中共领导的3.4万正规部队得以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含一个总部并三个师，编制人数4.5万人，并得成立陕甘宁边区政府，辖三省交界十余县范围。一年多之后，即到1938年年底，原第八路军增至16万人，军政实际控制范围扩展到山西、绥远、察哈尔交界地区，并发展至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等省，横跨一、二、三、五4个战区，与各地原军政当局发生了颇多纠纷与摩擦①。1939年1月下旬，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秘书处根据五届五中全会代表的呼吁，拟定了一个《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并于会议结束后下发执行②。文件明确提出了“积极”和“消极”两种办法，要求其党政军随时得采取措施，对中共“非法”活动加以限制和取缔③。在此一方针影响下，国民党从中央到地方，很快拟定并推出了一系列应对中共问题的秘密文件，两党关系亦因此开始全面紧张起来了。 与河北、山东、安徽、江苏等省比较而言，八路军在山西省一直与“山西王”阎锡山保持着较好的关系。自抗战以来，直至1939年国民党中央下达《防制异党活动办法》之际，双方之间从没有发生过军事摩擦，因行政管辖引发的矛盾冲突亦较少。这与阎锡山始终注意在国民政府与中共之间保持微妙平衡关系，以维护其对山西的控制力的做法，明显有关。由于阎有意与国民党中央保持一定距离，《防制异党活动办法》下达后，山西省军政当局也没有像其他省那样，马上去制定一些防范或限制中共活动的秘密文件。但是，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的这一方针及其文件，还是对阎锡山造成了相当的影响。从1939年春天开始，阎明显地对他所创立的，一直带有左倾色彩的牺盟会和决死队与八路军的关系，开始担心起来了。这一年3～4月间，他在陕西省宜川县秋林镇召开的山西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上，首次批评了决死队中的政治工作和牺盟会的行政区专员随意撤换县长的做法。由于他越来越怀疑牺盟会和决死队有脱离其控制的严重危险，因此他亦很快采取措施，力图根本解决对牺盟会和决死队的控制问题。考虑到八路军借助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这一在他批准下成立的合法的组织形式，直接介入到山西军政工作中来，对牺盟会、决死队和地方政权影响甚大，为了在不破坏与中共合作关系的基础上名正言顺改变此种情况，他还想到了请重庆中央出面来帮助自己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为此，他暗中报请重庆政府，希望能让重庆下文取消这一组织形式④。 这些措施在事实上还是使阎锡山与中共的关系在1939年春夏之后也变得逐渐紧张起来。但是，不论是阎锡山，还是中共中央，显然都没有料到，半年之后双方竟会爆发一场史称“晋西事变”的严重军事冲突，不仅几乎彻底毁掉了双方此前几近两年之久的合作关系，而且打响了抗战期间国共关系军事冲突的第一枪。 限于篇幅，本文这里主要仅尝试对中共方面，特别是毛泽东这一时期在阎锡山态度变化情况下的应对方针，和中共策略变动的复杂情况与背后的原因，略做一考察、梳理与说明。 一 秋林会议后中共方面的基本方针 1939年1月下旬，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推动防共、限共政策后，中共中央、北方局以及晋冀豫区委的基本应对策略就是要求针锋相对。刚一得知阎锡山秋林会议的内容，无论中共中央，还是中共中央北方局，都马上将两者联系起来，并一致提出：在全国、在山西，都“必须采取斗争，停止其上层分子动摇，促其继续进步。”⑤ 中共中央发出强硬指示，一个重要的政治背景，是这一年春天苏联联合英、法，防范德、意的欧洲政策发生了改变，苏联政府秘密与德国希特勒政府开始谈判协定互不侵犯条约，意图祸水西引。在此背景下，受到苏联领导的共产国际的政策也发生了改变。当年5月底，即阎锡山秋林会议结束后不久，中共中央就得到共产国际指示：要警惕国民党积极反共包含投降的阴谋，因而认定“反共即准备投降”。因此，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中共中央开始积极准备应对以蒋介石、阎锡山为代表的地主资产阶级“投降派”的投降危险⑥。 不过，中共中央对阎锡山的策略，还是区别于对蒋介石国民党的。抗战爆发以来与阎锡山在山西合作的经历，让中共多数领导人对争取、利用阎锡山，一直颇有信心。特别是1937年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确定了加强统战的工作方针后，整个1938年，毛泽东与中共中央都相当重视对阎锡山的统战工作。只不过，无论是中共中央也好，还是八路军也好，亦或中共地方组织也好，他们对统战策略的运用，都是建立在维护、巩固和发展自身这一基本利益诉求的基础上的，因此一有机会就会全力以赴地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也正是这种情况，客观上造成了中共的统战政策事实上很难坚持到底。与阎锡山的关系，也很难不出问题。当发现阎锡山有可能将事实上大部控制在秘密的共产党人手中的牺盟会、决死队重新掌握到自己手中这一情况后，中共各级组织的态度都是可想而知的。不仅牺盟会及决死队中具有相当力量的共产党人，就是中共中央和北方局，包括八路军总部，都是一定要坚决抵制并与之斗争的。北方局8月6日即有指示强调“阎有继续向右动摇之可能”，“必须推动山西进步势力与之作适当的斗争”。中共中央也明确表态，赞同在“注意方式”的基础上，“给阎的进攻以反攻与抵抗”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