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沟桥事变后，中国建立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了全民族抗战。昭和研究会作为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的智囊团，从卢沟桥事变开始就一直关注战争的进展，特别担心战争呈长期化态势，将使资源匮乏、人力资源有限的日本处于不利地位，危及在中国已取得的“特殊权益”，甚至给日本带来灭顶之灾，为此，提出“东亚协同体论”。“东亚协同体论”以东西方文明对立、中日“同文同种”为前提，打着“民族协同”的旗号，企图将中国的全民族抗战“引导”到对日“合作”、“协同”上，以“不战而屈人之兵”，彻底征服中国。“东亚协同体论”是日本著名的侵略理论，从思想上给日本对外扩张提供了支持。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比较关注日本亚洲主义的研究，发表了一些成果。①然而，总体上说，学界对“东亚协同体论”的研究成果比较少，尤其对与政府决策的关系、“东亚协同体论”对“建设东亚新秩序”政策的影响等，缺乏系统的梳理和探讨。本文在使用中、日文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力图系统阐释“东亚协同体论”的背景、基本内容、目标，揭露“东亚协同体论”智力协助日本侵略战争的本质。 一、昭和研究会与“东亚协同体论”的提出 昭和研究会成立于1933年12月，是日本知识分子自发组织的民间“国策”研究机构，“作为近卫文麿的智囊团”而广为人知。②昭和研究会的组织者后藤隆之助是近卫文麿好友，曾为“大日本联合青年团”③干事，与右翼团体玄洋社骨干分子杉山茂丸、志贺直方等交往甚密。1933年在志贺直方的建议和支持下，后藤隆之助组建事务所，年末改称昭和研究会。后藤隆之助回忆道：“我是在志贺的经济援助下离开青年馆，成立了研究所。”④昭和研究会从成立之日起，就确定了做日本政府智库的目标。 昭和研究会会员主要来自日本知识界，是一个“知识分子团体”。1931年日本挑起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政府立即诉诸国联，期待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事变。1933年2月24日，国联召开特别大会，表决《关于中日争议的报告书》，报告书虽然没有明确指出日本的行动是侵略中国，但是，否定了伪“满洲国”的合法性，敦促日本撤兵。日本在国联大会表决时，投了唯一的反对票。日本驻国联首席代表松冈洋右在国联大会上发表了措辞强硬的演说，称：“远东纠纷之根本原因，在于支那(原文如此，下同)无法律之国情及不承认对邻国之义务，皆唯自己意志行动之不合理现状所致。至今为止，支那长期懈怠作为独立国之国际义务，致其最近邻之国家日本，蒙受了莫大损害”。⑤3月27日，日本政府发表《退出国际联盟的通告文及诏书》：“帝国政府认为已经无与国联合作之余地，据国联规约第一条第三款，帝国宣告退出国际联盟”。⑥ 在这种形势下，日本知识分子表现出了不安，他们当然不是尊重中国主权、反对日本侵略中国，而是担心如果退出国联，可能招致在国际上的孤立，危及已有的“特殊权益”。于是“为国家前途而忧虑的青年、有识之士汇集一堂，挺身而出组成团体，为研究国策出力”，⑦昭和研究会认为知识分子不是国家命运的旁观者，在关键时刻应有所担当，为国“分忧”。这里所谓为国“分忧”就是为日本独占中国东北利益出谋划策，以自己的学识支持侵略战争。《昭和研究会设立趣意》⑧开宗明义，“集合各方面的智慧与经验，实行各方面的总动员，充分融合政界、军界、实业界、学界、评论界等思想，综合社会各界的经验和智慧，以确立日本的政策”。⑨研究会每周举行会议并在讨论基础上撰写报告，报告有以昭和研究会事务局名义形成的，也有以分委员会名义形成的。研究会根据报告内容，决定公开或“保密”，将可以公开的报告印刷成册发行，扩大研究会的社会影响。保密报告则直接“送给近卫公。会员还通过私人关系送给近卫公身边的人，送达总理官邸等处”。⑩卢沟桥事变后，昭和研究会又在内部设立一些新机构，如昭和亲睦会(1938年2月)、昭和同人会(1940年2月)、东亚俱乐部(1939年4月)以及昭和塾(1938年2月)等。从昭和研究会的背景、宗旨、主张及其组织机构等可以看出，它是为了确保并逐步扩大日本在中国侵略利益而成立的，旨在协助日本政府制定周密的侵略政策。 昭和研究会对外声称不持任何特定立场，吸引了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包含了社会上左、中、右翼各派人物。研究会有腊山政道、高桥龟吉、后藤文夫、山崎靖纯等知名学者，也有三木清、尾崎秀实等左翼知识分子，持中间、右翼立场者居多。三木清是日本著名哲学家，早年接触过马克思主义哲学。卢沟桥事变后，他从民间学者变成近卫的智囊，是战争形势下日本左翼知识分子转向极端民族主义的代表性人物。他认为“既然谁都无法逃脱命运的安排，不如积极地挺身而出，参与解决现实问题”，(11)从承认“现实”、把侵略战争正当化的角度来协助日本政府。三木清撰写的《协同主义的哲学基础》、《协同主义的经济伦理》、《新日本的思想原理》，从哲学角度论述“东亚协同体论”的必要性，是昭和研究会关于“东亚协同体论”著述中理论水平最高的，被视为“协同体论”经典著述，在协助“建设东亚新秩序”、支持对外侵略方面起了非常恶劣的影响。当时，日本很多左翼知识分子既不满意军部的一意孤行，又不愿意放弃在中国的“特殊利益”，内心充满矛盾与纠结，在“举国一致”进行对外侵略的形势下，他们最终选择了站在政府一边，站在极端民族主义立场上。这些左翼知识分子“有意”与马克思主义保持距离，开始了思想和行动的“转向”。(12)正如昭和研究会会员战后回忆中所言，研究会中“有人接近社会主义，有人与纳粹思想很近。在协同主义最大公约数下，组成了昭和研究会”。(13)在日本，除共产党外，劳农阶级政党、左翼知识分子基本都放弃了一直追求的民主、自由理念，在关心国家命运的旗号下，支持建立“一国一党”的法西斯独裁体制，滑向了极端民族主义的反动道路，支持破坏人类和平、正义的侵略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