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罗斯福政府建立了一个专门负责国内外宣传的官方机构——战争信息署(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①并在中国设立分部，负责战时的对华宣传、情报收集和对日心理战任务。为了鼓舞中国人的士气和促进中美关系，战争信息署借助新闻报刊、非新闻类出版物、图片展、电影和广播等媒介，针对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发起了大规模的宣传活动，在国统区和沦陷区的中国民众当中产生了重要反响。 以往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和美国战时对华政策的学者，多将军事、外交和经济问题放在首位，常常忽视了美国政府曾经针对中国民众开展的大规模战时宣传活动。而在美国对外宣传史领域，有关太平洋战争时期战争信息署的宣传活动探讨得亦不够充分，大部分成果研究宣传与美国国内政治文化的关系，②少量著作关注美国对德、法等欧洲国家的宣传，③或是海外宣传的手段和策略。④具体到战时美国的对华宣传，既有成果更是匮乏。其中，罗伯特·李·毕舍普(Robert Lee Bishop)在博士论文中描述了美国在华宣传的主要政策和项目，⑤马修·D.约翰逊(Matthew D.Johnson)的论文进一步研究了战争信息署在华宣传活动，及其与中国政府之间的合作与相互猜忌，⑥而贾钦涵的文章对战争信息署的宣传政策和对中共的态度做出了解析。⑦可是，这些现有成果都没有深入探讨战争信息署的驻华办事处——美国新闻处(简称美新处)——是如何在具体的宣传项目中执行宣传政策的，它利用了哪些媒体，采取何种策略，各种媒介针对的受众有何区别等等，这些都是本文尝试解决的问题。 一、战争信息署中国项目的启动 日本突袭珍珠港之后，美国建立一个协调一致的官方宣传机构已变得刻不容缓。在这种情况下，罗斯福总统效仿一战时期公共信息委员会(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的先例，建立战争信息署，并在全世界发动了一场反法西斯的宣传大战。 作为美国的重要盟友，中国亦处于宣传战的中心。1942年12月，战争信息署在中国设立分部，针对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民众展开了各式各样的宣传项目，并先后于重庆、昆明、桂林、南平、永安、成都、西安和贵阳八大城市设立美国新闻处，其活动范围基本覆盖国统区的全部和沦陷区的大部分，甚至包括部分东南亚地区。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规模上，战争信息署驻华办事处都在远东区独占鳌头，足以见得美国政府对在华宣传的重视。⑧ 作为辅助战争的有力武器，美国新闻处肩负着执行宣传战和心理战的双重使命。它既要“向中国的沦陷区和解放区提供信息服务和鼓舞士气”，还要“利用传单、报纸和其他手段针对敌人进行心理战”。⑨与此同时，美新处还兼具促进美国对华政策的功效。用国务卿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的话来说，美国战时的对华政策有两个基本目标，一是“采取共同行动，有效地进行战争”；二是“承认并扶植中国成为一个大国”。⑩为了实现这两个目标，美国政府不仅与中国结成军事同盟、提供经济援助和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还利用大量的在华宣传活动从文化心理的层面推动对华政策。对战争信息署的宣传家而言，在战时中国充分发挥美国宣传的话语力量，不仅可以推动反法西斯战争的进程，还能够长远地利用美国的现代化理念重塑中国人的思想，推动中国走上美国设计的大国路线。 为了实现美国对华外交和对华宣传的双重目标，美新处在麦克拉肯·费舍尔(F.MacCracken Fisher)主任的带领下，动用各种新老媒体发起战争宣传。其中，报纸、杂志、宣传册和书籍这些传统媒介主要针对的是国统区受教育阶层和上层人士，包括政府官员、知识分子和学生等社会精英；而海报、照片、幻灯片、电影这些新兴媒介针对的主要是国统区的普通市民和农民，他们当中绝大部分都不识字；广播的适用范围最为广泛，它同时服务于对华宣传和对日心理战，其受众既包括沦陷区的中国民众和日本军队，也包括国统区的中国人和外国盟友。针对不同的中国受众，美新处精心设计了各种宣传项目。 二、新闻报刊 给中国本地报社和杂志社投稿，把中文刊物转化为美国宣传的喉舌，是战争信息署中国分部最早采取的行动，宣传效果也最为显著。一战期间，公共信息委员会的驻华办事处就曾给本地的中文报刊供稿，宣传威尔逊政府的外交政策。(11)战争信息署沿用了这一办法，并在稿件的数量和质量上远胜前者。 根据美国发来的越洋电报、驼峰运输的宣传材料以及广播监听新闻，美新处主要编辑了两份油印的时事新闻材料，在中国流通。一是英文的《新闻通讯》(News Bulletin)，每日一刊，另一个是中文的《新闻资料通讯》，一周两刊。二者都要经过中央新闻社的新闻审查，然后分发到各地的中文报社。(12)至于那些时效性不强的新闻，美新处将它们汇集在每周一期的《中文新闻通讯》上，供报社、杂志编辑、政府机构、墙报和其他拥有翻印设施的机构重印，“在整个国统区里广泛流通”。此外，针对中国12个战区的报社，美新处还会定期通过邮寄、无线电或电报的方式发给它们“独家报道”。据中国本地报刊所言，这些“独家报道”具有重要的“新闻价值”，极受欢迎。(13) 除了新闻之外，重庆美新处内设翻译部(又称中文部)，负责翻译具有宣传效应的英文文章，投给当地报社和杂志社。仅在1943年9月，翻译部就将122篇译文投给131家本地和省级报社以及15家杂志社。随后，重庆美新处收到700份刊登了这些文章的报纸样本，而这一数目估计仅占“全部刊登战争信息署文章报纸数的三分之一”，其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14)此外，重庆之外的地方办事处也都拥有自己的新闻部和翻译部，根据情况在各地分发新闻材料。 据战争信息署内部人士估计，战时从华盛顿总部发到重庆的宣传材料当中，只有10%最终出现在国统区的刊物上。(15)这一方面与中国办事处人手不足，只能翻译收到材料当中的一小部分有关，另一方面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新闻检查以及中文报社和杂志社最终的新闻筛选相关。负责新闻检查的中央宣传部表示，在发表“任何来自外国出版机构的材料时”必须“考虑中国自身的立场”，严重限制了美新处材料的内容。(16)但是，随着美新处在华机构的迅速扩展和人员的增长，特别是在外部信息更为匮乏、中央监控力度薄弱的地方办事处，本地报刊使用美新处材料的比例相对更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