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近代外国侨民的“上海情结”  

——以“上海问题”争论为中心

作 者:
王敏 

作者简介:
王敏,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上海 200235

原文出处:
社会科学研究

内容提要:

1927至1931年间,所谓的“上海问题”,即上海租界的出路问题,引发了外侨与国际人士和中国人之间的一场争论:国际人士和中国人指责外侨歧视华人和维护特权地位,导致“上海问题”无法解决。面对这些尖锐的指责,外侨亦不肯缄默,以谁对上海的发展贡献大、谁是上海的主人、未来的上海是中国的上海还是世界的上海等问题予以回应。外侨所争虽有维护既得利益的一面,且难以掩饰其居高临下的优越感,但深入考察这场争论可以发现,外侨回应的依据、提出的观点和主张,却揭示出中国学界所熟知的叙事模式所未能完全涵盖的中国近代历史的多重面相:主张上海租界发展的独特性自有其现实依据;商业利益的正当性则出自西方近代的自由贸易理念,同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全球化紧密相关,以今天的角度观之,与全球化发展的大势有一定契合之处。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16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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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6)01-0141-09

      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此后中国五口通商,外国人遂络绎来华。他们来自世界各地①,数量亦相当可观②,其职业身份除了外交官和传教士之外,还包括商人、银行家、工程师、律师、医生、租界市政机构的职员、警察等等,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长期在中国生活,在中国拥有投资或者产业,并且积极参与通商口岸的地方事务。除外交官外,这些来华外国人通常被称为外国侨民(后文简称“外侨”)。③

      在近代来华外侨之前,也曾经有过外国人来中国长期生活,或者就此定居中国,如北宋时期在开封定居的犹太人④,明朝来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等。⑤但是,就其规模和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而论,古代来华外国人与近代外侨不可同日而语。近代外侨的在华活动对近代中国口岸城市的现代化乃至于近代中国经济、社会和思想文化的变迁有直接和深刻的影响,也是推动中国全球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因此,他们的在华活动也应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构成部分。近年来,国内外学界对美侨、俄侨、日侨和来华犹太人已有所关注⑥,但还不够充分:一是未能涵盖近代来华侨民的主体部分;二是研究的角度比较单一,如对俄侨和犹太人的研究,主要是对特定历史时期形成的难民群体的研究,他们在中国的生存状况及其遭遇是研究者关注的重点。因此,近代外侨研究存在多角度、多方面深化研究的可能,如作为长期在中国居住又参与口岸城市地方事务的外国人,他们的身份认同如何?作为来自另一文化背景的外国人,他们如何看待自己,如何看待他们自身的利益与中国口岸城市和近代中国变迁的关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近代外侨并非一个失语群体,他们不但最先在近代中国口岸城市设立书局和报馆等文化机构,而且对中国事务非常关注,在发表言论方面也相当活跃。他们如何观察与评论中国的现状?对中国的未来有何期待?尤其是那些来自欧美的外侨,是否对中国持东方主义立场?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近代来华外侨研究中有待拓展的领域。本文以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发生在外侨与国际人士和中国人之间一场关于“上海问题”的国际性争论为中心,对外侨在此问题上表现出来的态度和所持基本观点,即所谓“上海情结”,进行深入分析,以期从新的角度拓展和深化对这个与近代上海城市发展紧密相关的外侨群体的研究。

      一、“上海问题”争论的由来

      “上海问题”的核心是上海公共租界(后文简称“上海租界”)的未来政治地位问题,诸如上海租界何时以及以何种方式交还中国等。

      “上海问题”出现在1927年前后,同其时的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有着直接关系。国际上,1926年底,英国政府发表对华备忘录(即十二月备忘),表示准备放弃在华特权,以平复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感。在中国国内,武汉国民政府于1927年初强行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此后,随着国民党领导的北伐军胜利进军,矛头似乎直指上海租界。国民党占领上海后,又掀起收回上海租界的宣传活动,“上海问题”一时成为中外关系当中一个突出的问题。⑦国内外舆论亦对此十分关注,发表了不少批评上海租界当局和上海外侨的言论,特别是一些国际人士认为“上海问题”解决的关键是上海外侨应放弃特权,向中国人让步。由此引发了外侨与中国人和国际人士之间长达四、五年的一场国际性争论,争论的高潮共有如下三次。

      第一次发生在国民党占领上海之后,主要围绕“上海自由市”方案展开。1927年6月4日,在欧洲知识分子中很有影响的左翼报纸英国《曼彻斯特卫报》(The Guardian,后文简称“卫报”)发表署名为“中国之友”的来稿,为“上海问题”设计了一个解决方案,即仿照波兰港口城市但泽⑧,建立国联监管下的“上海自由市”。这份方案共19条,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一)“上海自由市”的版图为大上海(Greater Shanghai),这个区域不再以租界为中心,而是以吴淞为中心,以30英里为半径。(二)中外合作管理,但应借鉴外国的市政管理经验。(三)设立国际性市政管理机构——理事会,这个机构依据国联批准的法律或规章,由中、英、美、日、法、德、意、瑞士等国籍的人士组成。该理事会若干年选举一次,轮流选举一个由理事会指导的类似于公共租界工部局的执行机构。(四)保持中立原则。上海自由市是商业与工业的共同体,在任何冲突中都将保持中立地位,由国联和美国担保其中立。(五)继续维持治外法权。(六)中国各级政府的税收政策不适用于租界。此外,方案还包括法庭、税收、邮政等方面的具体设想。这份来稿提出,“上海自由市”方案实现的前提是中外合作,只有中外合作,才能确保上海的世界性商业和工业领导城市和远东贸易中心的地位,但是要实现中外合作,需要中国人一定程度上承认外国人在上海的权利和他们对上海的贡献:“中国人有必要承认外国人的权利,不要要求废除或者是交出不属于他们的东西”。具体而言,就是中国人“伸出友谊之手,真诚地承认正是外国人的首创精神、外国的企业、外国的管理和外国的保护造就了今天的上海,并且这也将是对未来的‘上海自由市’的贡献。”⑨《卫报》同时配发社论《上海问题:中国人的打算》(Shanghai Problem:What the Chinese Propose),支持这个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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