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话语无疑是20世纪中国文化中最重要的话语之一，而它在百年中国的命运跌宕起伏、一波三折，总是在学理性与政治性两极之间像钟摆一样摆动，导致了实践中种种特有的表现。但它无论摆向哪一极，无论是何种情况，都受制于当时社会历史语境和权力关系的规约和限定，并从而形成特定的内涵和特征。学理性与政治性两极之间既悖离又牵制的张力，使得“批判”话语的演化虽有顿挫有迂回，但其与时偕行、趋于优化的前景则是可以期待的。 一、“批判”话语中国化进程的初澜 “批判”话语原本不属于中国的知识谱系和话语谱系。在中国的传统话语中并无“批判”的概念，即便古文中偶有使用，也不是后来的意思。①据考证，该词在汉语中出现是在19世纪晚期，是从日语中借来的。当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受到西方式的教育，接受了当时的先进思想，自发组织编译日本书籍。经他们之手，将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方面的书籍迻译到中国来，与此同时，也就将大批现代日语词借用过来，其中就有“批判”一词(王立达90-94)。也有学者认为，现代汉语中，来源于日语词汇的外来词有多种，其中之一是“先由日本人以汉字的配合去‘意译’(或部分的‘音译’)欧美语言的词，再由汉族人民搬进现代汉语里面来，加以改造而成的现代汉语外来词。”“批判”一词即属此类(高名凯刘正琰88，91)。 “批判”一词在中国的最早使用与哲学、美学不无关系。梁启超1903年在《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一文中最早将康德“三大批判”加以介绍，译为《纯理性批判》《实理性批判》《判定批判》。②王国维在1904年到1906年间系统译述了汗德(康德)的“三大批判”，③同期将康德其人其书向国内介绍的还有章太炎、蔡元培等。以上诸位对于“批判”概念均未作详解，不过梁启超将康德称为“检点学派”，认为康德在调和理性派(论定派)与经验派(怀疑派)两派之争时，主张“必当先审求智慧之为物其体何若，其用何若，然后得凭借以定其所能及之界，于是有所谓检点派之哲学出焉”(《梁启超全集》第4卷1056)。可知在他那里，“批判”与“检点”相当。王国维将康德的三书译为“批判”，同时也译作“批评”。他对于康德“批评哲学”的特色作了如下解释：“必先检此等原则发现之形式，及其于经验上所有之普遍性及必然性，此汗德哲学之特色也。汗德于是就理性之作用，为系统的研究，以立其原则，而检其效力。”④可见中国人最早接受的“批判”概念与康德有关，而且是在知识探究、学理检点的本义上使用的。可以认为，梁启超、王国维在康德意义上最早开启了“批判”话语的中国化进程。此后梁启超较多在自己的著述中使用“批判”一词，而王国维恰恰相反，几乎不用该词，相近的意思主要用“批评”一词。其他时哲情况也与王国维差不多。因此要寻绎“批判”话语后来的嬗变，当自梁启超始。 据检索，《梁启超全集》使用“批判”一词除作书名引用之外凡13处，如果细绎之则不难见出其中发生嬗变的蛛丝马迹。其中也有在康德意义上使用的“批判”一词，但是并不多，在其学术研究的文字中可以找到少数个案，如《中国历史研究法》(1922年)： 今日史家之最大责任，乃在搜集本章所言之诸项特别史料。此类史料，在欧洲诸国史，经彼中先辈搜出者已什而七八，故今之史家，贵能善因其成而运独到之史识以批判之耳。中国则未曾经过此阶段，尚无正当充实之资料，何所凭借以行批判？漫然批判，恐开口便错矣。(《梁启超全集》第14卷4124) 这里所说“批判”即学理探究之义，基本上赓续了康德的本义。但更为主导的是，梁启超所用“批判”一词的意涵在逐渐发生变化，从康德意义上中性的、学理性的研究、考察转向否定性的、政治性的排斥、抨击之意了，这在其政论性文章中尤其突出。当然这种转变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有一个过渡阶段。梁启超《开明专制论》(1905年)一文称：“凡议院政治，恒以议院之多助寡助，黜陟政府，故议院大多数人，有批判政治得失之常识，此第一要件也”(《梁启超全集》第5卷1477)。此处使用的“批判”概念是指对于议院政治的是非得失两面进行议论、评判之意，并无明显偏向。但到《社会主义论序》(1907年)一文，该词的使用就有倾向性了，其中一段写道：“吴君仲遥鉴此缺点，乃广搜群藉，覃精匝月，成此论以见示。非直名家学说，采择毕包，且往往能以研究所心得者，推补而批判之。东籍中关于此主义之述著，犹罕其比。信哉!”(《梁启超全集》第5卷1701)。此处“批判”一词仍有推敲、补充、研判之意，但已是指称时人吴仲遥对于那种未知社会主义为何物便妄加评论的“缺点”加以鉴戒和改进了。 如果说上述“批判”概念仍属向否定性意味过渡的中介状态、两栖性质的话，那么以下“批判”概念的运用便不同了。在《外交失败之原因及今后国民之觉悟》(1919年)中，梁启超将在巴黎和会上民国政府在外交上招致惨败的原因归诸六个方面，“其六则国民批判力薄弱后援无力也”(《梁启超全集》第10卷3051)。在《清代学术概论》(1920年)中，梁启超推介自己抨击康有为大倡孔教会的言论：“此诸论者，虽专为一问题而发，然启超对于我国旧思想之总批判，及其所认为今后新思想发展应遵之途径，皆略见焉”(《梁启超全集》第10卷3101)。《〈晨报〉增刊〈经济界〉序》(1923年)则针对当时中国经济危机深重、百业凋敝的困局提出疗治良方：“欲间接救济中国经济界，在先使社会多数人确知现在经济社会之实况，复有相当之常识以批判之”(《梁启超全集》第14卷4163)。可见此时梁启超所用“批判”概念已带有明显的否定性、负面性，同时表现出明显的政治性，与反抗、反对、拒斥、批驳之意相当。这就为后来通用的否定性、政治性的“批判”话语开了先河，也为当时的社会话语起到了示范和引领的作用，从而促成了“批判”话语中国化进程的第一次转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