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6382/j.cnki.1000-5560.2015.04.001 教育与哲学原本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领域，但二者从诞生时刻起就注定相互缠绕与相互印证。教育的目的在于使人不断完善，而哲学总是在告诉人们什么是善以及如何达到善；哲学是对理想崇高生活的界定，而教育则是对理想崇高生活的教化实践，两者似乎总有着剪不开、扯不断的联系。在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东西方先圣都将教育作为哲学的问知主题，把哲学作为教育的存在方式，教育与哲学实际统合于一体。“在柏拉图，哲学与教育学是完全一致的。”①自亚里士多德以降，教育学就一直孕育在哲学的母体内，教育学的全部就是教育哲学。正因如此，教育哲学在历史的很长时期内并没有作为独立的概念出现。教育哲学也只是晚近以来为了区别于教育学其他分支学科而单独提出，尤其在现代知识论话语背景下，教育哲学通常是在与教育科学的比较中获得学科身份。 伴随十九世纪之后自然科学的日益突起，其实证的方法论原则开始渗透到各个知识领域并取得统治地位。这使得以探讨教育活动本性、价值和意义为目标的教育哲学陷入了知识合法性危机。教育哲学思考和阐述的更多是一些规范性命题，难以进行真假的检验，因此不是认识教育真理和规律的有效方式。在科学主义方法论和认识论的不断侵蚀下，教育哲学存在的合理性与正当性愈发遭受质疑，教育哲学越来越不被视为一种可靠的知识形态。教育哲学研究开始引不起教育理论界兴趣，并受到有意识地贬抑。到二十世纪后半期，虽然教育哲学的规范性研究仍未完全排除，教育哲学的衰微之势却日渐明显，教育游离哲学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面对教育对哲学的游离，我们需要重新思考：教育为何游离哲学？为什么必须有教育哲学？倘若我们认定教育哲学是必需的，那么它在当下教育生活语境中如何得以重建？俯察现代教育面临的种种危机，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回答兹事重大。 一、游离的缘由：从认识论到价值论 教育游离哲学首先是一个现代性的认识论事件，必须从理解人类认识论转变开始。英国学者梅尔茨指出，人类知识原则在十九世纪发生了重大转折，科学主义知识原则日益渗透到学术研究中，最终将与之相对的宗教、哲学等人文话语驱逐出知识领域，形成科学主义一统天下的知识局面。“科学据说是精密的、实证的和客观的，它同那些不精密的、模糊的和主观的其他思想相对立。科学据说用确定的、直接的和一般的术语传达其结果或观念，因而与其他立足于意见、信念和信仰的思想领域相对立。”②以经验实证为基础的科学主义知识原则不断取得主导地位，并且建立起与之相应的现代知识论体系，可经验性与可验证性成为知识合法性的唯一来源。“单纯注重事实的科学，造就单纯注重事实的人。”③基于实证的科学主义知识观将一切与人有关的规范问题排除在知识体系之外，割裂了人与世界之间的本初关系，只关注事实并压抑对价值问题的思考，进而导致近代以来的欧洲科学危机。 在这个由“现代”向“后现代”转变的历史进程中，哲学自身也受到前所未有的追问。现代哲学在科学主义认识原则的巨大影响下，甚至发生了具有革命性的范式转变。逻辑实证主义和科学经验主义强烈冲击传统哲学的理论内核，以形而上学和本体论为主的传统哲学不断遭到拒斥和抛弃，愈发失去对感性世界的吸引力和生命力。在与科学主义话语霸权的对峙中，哲学逐渐丧失主导地位，开始转向语言分析和逻辑实证，服膺科学主义认识原则寻求科学性证成。现代哲学疲于在科学主义世界中确立自身合法性，无暇旁顾处于学科边缘的教育问题，教育哲学的建设重任更多是由教育学原理来承担，这一点在我国教育学学科建制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教育学原理工作者主动拾起哲学家留下的理论空地，因此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教育哲学就是教育基本理论不断抽象和内在深化的结果。教育哲学变成教育自身所关注的问题，更多是在教育学基础上加深建构，这也使得当前的教育哲学严格来说是“教育的哲学”(Philosophy of Education)，而非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哲学”(Educational Philosophy)④。 现代哲学的知识合法性危机给教育哲学带来了深刻的认识论困境，使得传统意义上的教育哲学逐渐失去母体关照。受科学主义认识原则影响，包括教育学在内的现代社会科学都不断朝向自然科学靠拢，以获得价值中立与客观独立的知识，并依托这种知识的获取积累起学术威望和科学地位。“但是正是这种调整使这些学科失去了个性和崇高的精神，使它们再也不能为探索关于人生意义问题的答案提供有组织的帮助。”⑤科学主义认识论的盛行使人们在研究教育相关问题时，有意识地回避形而上学进路，从而放弃许多带有根本性问题的思考和建构。在这样一种科学主义认识论基础上，人的精神不是遭受贬抑，就是被视为可以通过自然科学方法加以研究的对象。自然科学取得新知识世界的正统地位，人文话语被科学话语取代，教育哲学让位于教育科学，教育哲学在这种科学主义认识论转向带来的学科危机中不可避免地衰落了。 显而易见，教育游离哲学可以最直接归咎为认识论转移的结果，即科学主义方法论的胜利导致传统思辨和规范研究的式微，使得以探讨教育活动价值和意义的教育哲学陷入了知识合法性危机。传统哲学逐渐从教育活动中消退，科学成为教育的主导。然而，这似乎只是从认识论或方法论的角度给出了游离的外部缘由，并没有从教育活动的自身转型中寻找答案。事实上，这种由认识论转向带来的衰落并不是教育哲学所特有的，仅仅将游离归为科学认知主义或教育科学化的胜利未免过于表象，因而也就无法找到教育游离哲学的真正原因和指出复归之路。教育游离哲学不仅仅是认识论的问题，更多是价值论的转变，即现代教育的价值从人转向了知识，致使教育从本体上游离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