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文化企业发展的体制困境索解

作 者:

作者简介:
张振鹏,男,山东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济南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山东 济南 250100);陈志军,男,山东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 济南 250002)。

原文出处:
山东社会科学

内容提要:

我国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是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背景下,释放国家文化创造力和经济发展活力,推动经济社会健康和持续发展,实现文化强国战略的重要举措。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核心命题是破解制约文化企业发展的体制困境。但是,文化企业在体制改革过程中也表现出盲目追求规模效应、热衷于建设政绩工程、过度依赖政策保护的非理性行为。究其原因,“二分法”的失误导致文化供给不能形成统一性主体,资源配置失当导致文化市场失序,企业行为失范导致文化企业缺乏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意识。应该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相应的正式制度的建立为起点,坚持公平与效率并重的价值取向,加强文化立法的有效性,切合实际的推进文化事业单位转制;破解文化企业发展的体制困境,培育合格的文化市场主体,规范文化市场秩序,完善文化市场机制。


期刊代号:G01
分类名称:文化创意产业
复印期号:2016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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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F2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15]12-0109-07

       一、引言

       2000年,“文化产业”概念正式出现在中共中央的文件里。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二分法”,揭开了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大幕,文化单位被划分为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和经营性文化企业两类。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资料显示,截至2013年底,我国共有文化法人单位91.8万家,其中经营性企业法人78.5万家,公益性事业法人13.3万家。文化企业在文化市场和文化产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得到了确认。但是,“脱胎”于文化事业单位的国有文化企业依仗着与政府千丝万缕的关系仍然享有稀缺资源,继续占据着市场垄断地位,使得其他所有制形式的文化企业生存发展空间被严重挤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文化市场体系至今无法形成,导致许多文化企业出现非理性行为。究其原因,文化体制改革在取得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新问题和新矛盾,尤其是文化企业发展受益于体制改革,但也为现实困境所困扰。2013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发布,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之后,陆续颁布的文化产业扶持政策,其目的都在于破解文化企业发展的体制困境。

       二、文化企业的非理性行为

       我国文化体制改革赋予了文化企业自主经营权,但是,由于企业自身能力不足,对市场的认知有限,加之市场秩序与市场机制不够完善又扩大了企业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使得文化企业难以制订和执行长期发展战略,导致文化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出现非理性行为。

       (一)盲目追求规模效应

       我国文化企业追求规模效应的主要表现是将并购当作企业壮大的主要途径。据中国经济网报道,截止2014年12月20日,全年共发生文化企业并购事件159起,总规模超1000亿元,2倍于上一年度。成功的并购有助于文化企业快速成长,但全球范围内只有不到20%的并购是成功的。①比如本世纪初,备受瞩目的两大文化传媒企业——美国在线和时代华纳的合并,但是合并后的第二年企业总亏损达到542.2亿美元,市值下跌90%,最后合并的两家企业无奈再拆分。再如盛大文学有限公司,先后收购了起点中文、红袖添香、潇湘书院等七大原创文学网站,但是,由于内容生产、品牌和渠道衔接等问题,导致核心员工集体离职,直接影响了公司的上市计划。文化企业并购如果不能产生经营协同效应和资源优化配置,就不可能提升企业发展能力,反而会增加企业的管理成本,制约企业利润的实现。另外,企业跨行业、跨区域并购,如果不能实现知识共享互补,就容易诱发“大企业病”,增加经营决策风险,降低企业的市场敏感性,阻碍产品创新,无法充分满足消费需求。这不仅会掣肘企业发展,也有损于市场培育和产业前景。

       文化企业盲目的通过并购追求规模效应,管理者的注意力必然会由企业内部向外部转移,“数量”和“速度”一旦成为主要发展目标,“质量”和“结构”问题就会被忽略。这种粗放式的增长方式,在多个经济领域都已经被证明难以持续。文化企业属于轻资产企业,其核心资源是人的创意,创意能力是企业发展的核心能力。并购可以暂时弥补企业创意资源的不足,但长期看并不能改善和提升企业的创意能力。创意能力的提升是一个累积的过程,急功近利、贪大求全的思维对企业持续发展所需要的人才资源与能力都有害无益。文化企业恰当的发展方式是内生性增长,需要立足企业实际,制订长远发展战略。

       (二)热衷于打造政绩工程

       一些“改制”而来的文化企业并没有摆脱政府指令和事业单位的惯性思维,其生产经营并不完全以开拓市场为目的,而是为了满足政绩需要。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主要依靠自上而下的政府力量推动,产业快速发展态势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政府投资的文化工程,但这些工程的政治意图普遍强于经济效应,经济效应又胜过文化意义。比如,以“助推全民阅读”为主旨而创办的北京三联韬奋24小时营业的实体书店,资金依靠政府投入,经营场地免费使用,这都不是一般企业能效仿的,其意义就在于要建立这样一座“文化地标”。再如,许多地方政府都将兴建文化产业园区写进了“十二五”规划。2009年,我国文化产业园区不到500个,但是,到了2012年第一季度,已经建成或待建的文化产业园区,全国就达到了10000个以上。②这种井喷式发展的背后,文化产业园区同质化、规模化、低俗化、泡沫化、空壳化、单一化等问题广受关注,一些“借壳圈地”搞房地产的文化产业园区更是饱受诟病。这些名为“文化产业工程”、实为“政绩工程”的建设项目,真金白银的投入却没有发挥出“推动产业发展,引领企业发展”的作用。

       十几年的文化体制改革,政府一直充当着文化产业发展的规划者和推动者,文化企业是在政府的干预下从事生产经营业务,并没有真正成为产业自己的主宰者。文化产业是文化、经济、技术等要素高度融合的产业形式,存在前向、后向联系,由此形成一连串不均衡的连锁过程。③我国的文化产业园区大都是以区域划分或行业分割方式来布局的,由于利益格局和资源配置的影响,很多园区没有达到理想的要素组合,企业之间无法形成链式关联。文化产业园区建设的关键不在于入驻企业的数量和名气,而是企业以产业结构合理布局为基础,结成上、中、下游的综合联动型产业链,从而有效地促进文化产业要素的融合互动。例如,上海的环同济设计创意产业园区,集聚了大约500家企业,80%的创业人员是来自同济大学不同专业学科的师生,他们在自发集聚的基础上形成了产业园区,并且取得了可喜的成效。只有让从业者充分释放潜能和创造力,不将政绩要求作为服务对象,文化产业才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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