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升级中的文化功能

作 者:

作者简介:
王国平,上海市委党校教授(上海 200233)。

原文出处:
学术月刊

内容提要:

产业升级的文化功能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产业文化功能、文化产业功能和文化体系的产业形态功能。产业文化功能旨在强调任何产业存在和发展的背后都有着文化影响,其中的文化形态主要是理念文化、制度文化和实践文化。一系列促进产业升级的深层次改革之所以难以展开,前提依然是理念桎梏。产业升级的基础在于企业建立一系列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制度。产业升级最终要落实到实践上,而实践中的群体往往受文化的影响又制约着实践的展开。文化产业功能要求以一定的文化形态形成产品,进入市场,最后参与国民生产总值构成,进而对于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做出贡献。从文化产业运行体系的内在制约要素看,至少涉及产品、企业、市场、人才和管理五元素组成部分,其中,每一元素质量的提升及其互动能级放大都意味着整体文化产业升级。文化体系的产业形态功能则要求将文化与产业从综合的角度作对应、关联分析,进而发现产业的整体形态存在、变动与发展,其背后有整体的文化形态或称文化体系作支撑。主动研究两大形态发展的内在规律,尤其是自觉地构建两大形态之间的链接机制,既有益于更顺利地推动产业升级,也是文化自身丰富发展之必需。


期刊代号:G01
分类名称:文化创意产业
复印期号:2016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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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 F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15)10-0072-07

       一、产业文化功能

       产业文化功能是指任何产业存在和发展的背后都有着文化影响、制约或支撑作用,其中的文化形态主要是理念文化、制度文化和实践文化。

       (一)理念文化

       在中国产业升级过程中,改革开放是先驱条件和动力,而改革的突破需要思想解放、理念突破先行,这已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的反复实践所证明。没有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就没有“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的提出与认同,增强企业活力、开放资本市场、转变政府管理方式以及扩大对外开放等种种促进产业升级的行为均不可能发生。同样,没有“南方谈话”,就不可能诞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改革的实践依然是放权让利,无法步入制度创新的轨道,因而谈不上根本性的产业升级。尽管股权分置改革欠完善,但在“南方谈话”之前也许是天方夜谭。有人说,当前的改革推进主要不是认识问题,而是实践问题。似乎通过反复的改革宣传,认识到位了,理念的障碍就基本不存在了。其实,这种盲目认识的本身就是改革突破的直接障碍。可以认为,现阶段一系列促进产业升级的深层次改革之所以难以展开,前提依然是理念桎梏。

       仅以人们普遍关注并且意见较为集中的政府职能转变迟缓为例,思想解放不够彻底依然是一大障碍。笔者认为,要真正做到各级地方政府改革到位,在调节经济过程中必须满足“四个退出”的条件,即:(1)退出企业生产经营领域;(2)退出消费采购者身份(政府采购通过市场组织实现);(3)退出经营性投资主体地位;(4)退出产业调节者角色等。目前,以上四种退出尽管总体上均不尽如人意,但相比较而言,第一、二种退出力度较大,并且在不断深化和规范。第三种退出也在逐步推进。如国务院已颁布《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决定》。困难最大的是第四种退出,现在还未提到议事日程。这恰恰首先体现在理念障碍上。在人们看来,制定规划,着眼于产业调节,这似乎是政府发挥功能的天经地义的重要方面。加上考虑到若政府退出产业调控极易导致经济发展受到影响的后果,更是顾虑重重。实际上,一个管理幅度极为有限的地方政府如何能把握住产业发展的未来态势?若如此,又如何能发挥市场调节的决定作用?现在就连一个小小的乡镇政府也在制定并实施所谓的“十二五规划”“十三五规划”,而且重点是产业发展规划,长此以往,政府如何能从直接控制资源尤其是土地资源,干预经济活动中淡出?

       通过理念的变革推动改革的突破,进而促进产业升级,目前最为紧迫的除了上述政府转变职能之外,就是农村规模经营这一农业现代化面临的突出问题了。众所周知,离开了规模经营,就无农业现代化可言,二元经济结构状态将永久延续。现实的状态是:土地经营零碎、规模狭小;土地经营权分配脱离人口变动状况(新生、死亡与婚嫁全然不顾且数十年不变),失去公平;主动放弃者荒耕(外出打工者),盼望多耘者缺地;抛耕者不仅停止对土地投入,而且阻滞农田水利建设。因此,现实的、凝固的土地承包经营体制一定程度上已成为阻滞农业现代化、消除二元经济结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土地产权经营方式。即使考虑到现阶段中国国情,不在所有权上发生根本变革,突破现有的土地产权经营制度,促进土地经营有效、合理的流动也是可取的探索。正是如此,中央已明确提出:“有条件的地方可根据自愿、有偿的原则依法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①这既是方向性引导,又是考虑到在确保社会稳定条件下,从全国总体布局设定的战略,因而并不排除经济相对发达地区,特别是长期以来土地抛耕、荒耕严重的地区,合作经济组织在政府帮助下主动积极设计有偿转让机制,加快规模经营的步伐。笔者以为,适时建立土地使用权交易市场是可取之策。不在产权经营上进行力度较大的改革,中国农村就无法呈现新局面,进入产业升级新阶段。显然,在这一问题上依然存在着较大的思想解放空间。

       理念的障碍不仅存在于宏观层面,微观组织的影响同样不可轻视。在“微观”发展过程中,一些组织的领导者,往往蔑视改革开放的价值,常常自以为是地判断:关键在人!即使不谈改革带来的大环境的支撑,仅就自组织可持续发展而言,离开了改革深化也将步履艰难,有些只是暂时被掩盖、问题并未爆发而已。多年来,一些名显一时的国有企业领导人相继入狱就是一面面镜子。必须澄清的事实是:好的机制来源于好的体制,体制决定机制。单一国有制难以产生适应市场竞争的机制;终身雇佣制无法形成人员有效流动、优胜劣汰机制,这些在改革初期难以接受的事实,今天已成为普遍认同的体制机制生态。然而,更深层的原生体还是产权制度。体制的裂变从何而来?来源于产权结构。无论产权的归属者是谁,尤其是从母公司看,单一主体拥有制成不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企业制度,至多只能采用模拟的方式运行,其效果极其有限。这正是目前中国绝大部分国有企业成不了真正的现代公司、法人治理结构难以形成的根源。因此,企望通过浅层次改革取得深层次效果是徒劳的。从理念上突破障碍,这是提升微观组织改革力度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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