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能够成为美学研究的对象吗？如果“汉字美学”的概念能够成立，那么，其逻辑起点何在？由此逻辑起点，能够演绎出一个独立自足的体系吗？ 尽管，“美学”这一译名是从日译而来，其中包含着一定的文化误解，可是，探讨中国美学，似乎研究汉字“美”字的构成，被视作一种必要的学术工作。学者们在探索“美”字时，从字源学的角度进行，似乎也是自然而然。如，“美”字是“羊大为美”，还是“羊人为美”；乃至从甲骨文来探究“美”，或认为“美”与“羊”其实无关，而是与羽毛的头饰相关。①这些阐说，就关系到原始的“美”意识的一种根源。可是，几乎无人深究，“美”这个字，作为符号，其积淀的审美意识是如何符号化的？也就是说，形成符号的能指的过程本身，是否就包含着一种思想意识。例如，为何漫长的历史中，“羊”与“大”，已经组合成为一个“字”的符号；到了《说文解字》，形成“从羊、从大”、“羊在六畜主给膳也”、“美与善同意”的层层递进的阐释。更不必说，“羊”如何从类图画符号转变为象形符号；而“大”则包含着似乎更复杂的思维简化。更重要的是，这个符号的创造，又埋藏着、潜隐着怎样的意识世界？不是“能指”与“所指”之别，也不是德里达所谓“能指的能指”，而是形成“能指”之前的奥秘才更重要：其建构方式与这种建构方式背后的情态、思维、意象等整体的精神方式。也就是说，符号的创立的背后，是人的精神活动；每个汉字之中，都包含着制造这个汉字的造“字”思想；从而，在汉字形成的体系中，或曰体系性形成的汉字中，还更深层次地潜隐着所有汉字的造字思想。这样，“说文解字”，不仅是美学，而且是哲学和诸多学科研究中国文化共同的任务。隐藏在汉字的创造、建构背后的“故事”、“诗”以及“思想”，显然应当是“汉字美学”的起点。 字形的原点 我们看到，在探讨“美”字时，似乎不假思索地，学者们就从字形来分析。为什么“图形”、“象形”或“形”可以成为汉字分析的重要元素？我们以为，这与汉字的基本存在方式相关。汉字不同于拼音文字，在于拼音文字中作为“字母”构成“词”的元素，是不变的“形”；换言之，这些已经固定化的“字形”，已经不再有构成文字意义的功能。而汉字则不同，字形的分辨，达到了甚至是微妙的地步。例如，“自己”的“己”，和“已经”的“已”。而西方拼音文字则甚至可以大而化之地处理一些变化，例如英文字母在写法上的不同变体，不会影响意义的表达。也就是说，汉字的字形，乃汉字美学成立的一个重要因素。 西方的拼音文字，极度抽象、固定的字形，作为构成“词”的“字母”，只有表音的功能，而不再有构成“字”的能力。汉语中的“字”，则不同，是一个有效的意义单位。不仅表音、表意，而且，其形体本身，就具有作为“能指”的“能指”作用——这个“能指”的形体，不仅具有认知功能，而且具有审美功能。所以，汉字学中，字形的探究向来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形音义的合一，则生长出汉字尤为复杂的审美意蕴。 如此，则汉字的“字”具有一种独特的文化意蕴和功能，尤其因西方没有“字”概念，使得“汉字”成为一个具有独特性的概念。“字”如何成为独立的语言分析单位？“字”本位思想(徐通锵、法国白乐桑等提出)，能够成为逻辑分析的起点么？此类问题，我想暂可悬置。但是，汉字研究所独立开辟的“文字学”、“中国文字学”、“中国古文字学”、“汉语文字学”、“古文字源流”等，则不妨均以“汉字学”名之。因为，他们研治的对象，确是独一无二的“汉字”。在这个意义上，汉字确实具有一种“本体”的地位。古人(如刘勰《文心雕龙》)论“炼字”，所指主要是“字”，但也牵涉到现代意义上的“词”；不过，在古人心中，“字”的地位却不妨说是本源性的，具有本体地位。这也是重要的事实。 基于这个事实，“汉字”作为一个独立而特殊的领域，可以成为“学”的研究对象。那么，它如何成为“美学”的研究对象呢？ 显然，我们在前面所论，汉字的“字形”，与汉字的意义有着深刻关系；广义的“象形”，则使汉字几乎带有“图形”乃至“图画”的特征。西方学生初涉汉字，几乎把一个个汉字当做一幅幅神奇的图画；这种文化差异引发的“文化眩晕”，在某种意义上，恰好切中了汉字最为重要的特点，那就是“图形”因素。《说文解字序》中，许慎分析“文”字，曰：“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又曰：“文者，物象之本”；汉字作为“文字”，其根本特征在于“物象之本”的“形”。汉字字形的重要性，在于它是与声音和意义在一个媒介中同时起着符号的作用。所以，汉字可以作为美学研究对象，一个重要前提，就在于它首先是图形符号。这个图形符号，已经经过了各种变异，却能够更深层次反映出审美的特质。这当然就与造字的方式相关，与意义在这种符号中的渗透和积淀有关，更重要的则是，在这个图形符号中，集纳了人的全部的感性特征。所以，汉字中，“字形”与声音、意义之间的关系，就成为一个重要的美学课题。 汉字美学的逻辑起点，首先就建立在汉字“字形”的图像特质上。汉字字形的图像特质，则源于汉字创造中的本质直观，与美学相通。汉字的创造，许慎云：“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古人常常以“此皆视而可见，察而可识者也”来表现这种直观性的能力；在文字形成后，却又显示出“反向”的直观性，即由图形反“观”事物原型。“观象”、“观法”，互文见义，表现在“法象”中直观到一种抽象的“本质”；“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文”与“宜”，则将取象的范围扩展到原初社会的大自然中，从而最终回归到“近取诸身”和“远取诸物”。从对事物的本质直观，到人对自身的本质直观，则表现了一种思维的深度。或有把对世界的观照，从“近取诸身”即由自我扩展开来的意识；可是，我以为，从对天地的仰观俯察，到对与人类世界相联系的一切事物的观照，最后到“近取诸身”的审察，不妨说是两种不同的思维路线。但是，却都表现出对世界的观照由“图像”开始的意识。要之，人类是在“象”的“直观”中，获取到一种抽取“本质”的能力。陈独秀曰：“许慎又易班固象形、象事、象意、象声之说为指事、象形、形声、会意，中国文字训诂之学益入歧途。”②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所说的原则，以“象”为核心，正与陈独秀所编撰的《小学识字教本》的体例相同，即都是以“直观”的“象”为基础，在此基础上，确立作为“象”的基本形态。“象形”以及连带着的象事、象意、象声，总之是以“象”即“直观”所得为基点。“象”若作动词，即表现一种“直观”的视觉性悟解；作名词时，则表现了一种经过“本质直观”后抽象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