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中国美学走过了建构现代学科形态的风雨历程，许多学者为建立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美学理论体系作出了不懈努力。在世界文化日益融合、交流日趋增多的今天，建构中国的美学话语体系，不仅是中国美学理论建设的需要，同时也是世界美学多元化的需要。美学话语体系是美学的具体概念、范畴、术语、理论命题及其表述方式的体系，是美学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建构和表达的方式。作为一种符号体系，话语是学术研究和讨论的基础。在美学体系的建构中，话语体系是美学体系的基础，话语方式和话语权对于中国美学界来说尤为重要。 中国美学话语体系的建构，始终以对西方美学的学习和融合对话为基础。在中国美学话语体系的建构中，仅仅固守传统并不能适应中国美学的现代化，如何借鉴和参照西方，同时突破西方美学的系统和局限，是中国美学话语体系创新的需求。话语是语言的具体社会形态，美学话语是美学界相互沟通交流的专业语言和有效媒介，话语有中西古今的差异。在现代中国美学的发展历程中，借鉴西方是已然的事实，今后仍将继续。而将中国传统学术资源的特点发扬光大，并融汇到世界美学的大格局中，使世界美学的话语和整体风貌都焕然一新。适当地借用西方及其他文化中的相关概念、范畴，兼顾国际学术界的可接受性，是中国美学融入国际的需要。因此，中国美学话语体系的创新，应当借鉴西方，不排斥西方的科学分析，并在具体的阐释中借助与西方相通和相关的部分进行话语阐释。 中国现代美学的本土话语及其系统是在西方话语的影响下，参照西方美学建立起来的，体现了中国美学话语的现代性和全球化。从中国当代美学的发展来看，美学话语体系的创新，必须立足于世界文化的大背景，而不能脱离它。在当代的背景下，我们很难孤立地、狭隘地固守中国传统美学话语传统。我们无法退回到小国寡民、闭关自守的时代，这是不可逆转的世界文明的发展趋势。 中国现代形态的美学在其发展历程中，一直以西方美学作为参照。近100多年来，人们早期为开放心态，接受西方思想，曾经有牵强附会、削足适履等情形，甚至有唯西方为尚，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激进做法。当时的那种矫枉过正是可以理解的，客观上也推动了我们克服闭关自守的心态。从20世纪至今，中国美学在一批批学者的努力下，从最初照搬和模仿西方美学，到参照西方美学整理中国传统美学资源，再到今天从中国的视角出发，对话语体系进行创新，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过程。这个过程虽然在后代看来有经验、有教训，但总的来说，是螺旋式地向前发展的，是进步的。所以，我们一方面需要重视中国传统美学的精髓；另一方面不能封闭自己，而应该敞开胸襟与世界交流，也不排斥借鉴国外美学的话语元素，从而克服对西方的简单比附，在交流中不唯西方，也不排斥西方。中国传统美学资源与西方美学资源既有英雄所见略同的互证的一面，又有英雄所见不同的互补的一面，无论互证还是互补，都证明了它的价值，都是我们在继承传统基础上进行话语体系创新的基石。 作为中国现代美学的先驱，王国维尤其注重对西方美学的继承、借鉴和学习，为后人树立了楷模。王国维借鉴西方学人如康德、叔本华等人的观点解释中国美学思想。这不仅可以使中西比照阐释，而且使传统中国美学资源获得了现代学术形态。他力图依托西方美学体系来建构体系，积极推动了中国美学的现代化。他重视康德以下近百年的西方美学思想，结合中国传统对其进行阐释，并用相关概念范畴对中国古代文学进行阐释。王国维早期更多地借鉴了西方的美学思想，如康德、席勒、叔本华、尼采和泡尔生等人来阐释中国的文学艺术，建构“境界”等话语范畴。后期则主要立足于中国思想而借鉴西方的方法，将中西融通起来，如对于“自然”范畴的阐释等，从而在话语上做出自己的创新。这是王国维话语建构的历程，也是中国现代美学界乃至整个人文科学界话语体系建构的写照。 类似王国维的做法者，还有朱光潜、宗白华和李泽厚等人。朱光潜借西方范畴解释中国传统的审美意识现象，在中西方美学的相互印证中阐释中国美学的独特精神。相比之下，朱光潜先生则更具有系统意识和科学精神。宗白华先生曾说：“我以为，中国将来的文化绝不是把欧美文化搬来了就成功，中国旧文化中实有伟大优美的，万不可消灭。”需要“极力发挥中华民族文化的‘个性’”，“借些西洋的血脉和精神来，使我们病体复苏”[1]。他通过中西融通的方式推动中国传统话语的现代转型。李泽厚的积淀说，也正是在借鉴西方、分析传统审美特征的基础上所提出的。 相比之下，马一浮由对西方的重视、学习和借鉴，到退回传统，反对学习西方，则是不可取的。马一浮21岁时，在美国接触到西方文化与西方美学，曾经受其影响。1904年，他在日记中写道：“人类自然有审美之观念，故好美而恶恶。”[2]承认中西的相通之处，对西方文化与西方美学尤为重视。但回归国学以后，马一浮态度大变，反对“舍弃自己无上之家珍”，“而奉西洋人为神圣”[3]。他认为“中国文化是率性，西方文化是循习”[4]，竭力推崇中国传统文化。他还认为它具有世界性普遍意义。他说：“世界人类一切文化最后之归宿，必归于六艺，而有资格为此文化之领导者，则中国也。”[5]他的思想对于我们重视和深入挖掘中国传统资源，具有相当大的启发。但是，过于重视传统而对西方话语体系逆反，也是不必要的。如果他能把儒佛汇通的努力运用到中西汇通上，就会对中国现代的话语体系作出重要的贡献。当然，马一浮毕竟去过美国，受到过西方文化的熏陶，他的民族主义立场的相关思想依然具有寻求文化普遍性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