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荣幸在这个特别的季节来到久负盛名的吉林大学，来到美丽的长春市。我今天要和大家交流的是“性别视角下的宋代历史”。实际上我想提出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能否换一种视角，或者说多一种视角来看看我们的历史。因为历史在我们的心目中都是有固定的影像的，说到宋代的历史，比如我们会说它是“一个士大夫的黄金时代”，是“一个文人政治的时期”，是“一个科举繁荣的时代”；我们也会说它是“一个商品经济特别繁盛的时代”，是“一个文化造级的时代”，或者说“对外是一个积弱的时代”等。不管是什么，我们内心都有某种固定的影像。但如果说我们多一种视角，把那种非正统的、非主流的、边缘群体的视角加进来，换一换，特别是把我们过去忽略的、女性的视角放进来看一看，也许我们看到的宋代历史和我们心目中已有的成像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这里提出能不能多一种视角，用新的视角来看待宋代历史，这就是所谓的“性别的视角”。 我今天和大家交流的问题，大体上从三方面来展开。首先要大体上了解一下什么是性别视角，它的由来、内涵，它在研究上的意义；第二是择要地展示一下从性别视角来看待宋代历史，大概可以看到些什么样的景象；最后简要地思考一下从性别视角来研究历史可能会面临哪些问题、哪些挑战。 首先简要说一下性别视角的由来和它的意义。这其实是一个比较宏大的话题。所谓的性别理论内容非常庞杂，这方面的著述也非常丰富，我们这里简要地梳理一下。我们这里说的性别全称是“社会性别”，这个社会性别在西方(英语里)有一个原词“gender”，这个大家可能多少都听说过，那么提出“gender”这一词汇实际上是要和“sex”这一词汇做严格的切割，它和“sex”的含义确实是很不一样的。我们过去熟悉的性别“sex”，指的是生理的性别，是解剖学意义上男女的差异；而“gender”强调的性别，它是社会文化的生成物，强调这种跟“sex”完全不同的由社会塑造出来的性别，认为这个性别不是先天形成的，而是在后天的文化中形成的，是由文化塑造的对男女差异的理解。这样来对二者做出严格区分。 那么这样一种社会性别的理论是怎样产生的、什么时间产生的呢？大体来说，是在20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在西方学术界开始产生的。在当时，实际上是对传统的生物性别决定论进行挑战形成的结果。这个“生物性别决定论”大家非常熟悉，就是说男女的性别差异，男女的性别特征，是与生俱来的，是由生物因素决定的；同男性相比，女性在生理上，天生就有缺陷，天生就处于劣势；这样一种女性生理的低下，就导致了女性社会地位的低下。所以说，男女不平等在生物性别决定论看来，是天经地义的，是不可以改变的。20世纪七十年代后期，针对这种生物性别决定论，女性主义学者进行了一系列的解构，这个解构利用了很多当时的科学研究的成果。比如说，利用当时心理学家对两性人心理研究的成果。简单地说，就是当时的心理学家通过心理实验的一整套研究发现，我们说的那种所谓两性人，即生物学意义上的两性人，“TA”在生物学意义上的性别和“TA”本人自己认同的性别并不完全一致。其实今天拿变性人来看更是例证。变性人从生物学意义上来说是某一性，比如生物学上就是男性，可是在心理认同上他就认为他是女性，所以他就固执地要改变自己的性别，如果不改变这个性别他就没法生存。这就更好理解了。在20世纪七十年代后期的时候，对两性人的心理研究就发现了这样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所以当时有一个很有名的英国学者安·奥克利就利用了心理学研究的成果，提出来说人们认同的这种性别，它表现出来的这种性别特征、性别差异、性别行为其实并不是先天决定的，不是生物学意义上决定的。这样就做了一个区别。这是利用了心理学研究的成果。还比如说，利用了人类学研究的成果。当时也是女性主义学者用人类学研究的成果来解构这个生物性别决定论。这方面最值得一提的有一位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她有一部著名的人类学研究成果，可能有的同学接触过、读到过，叫《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实际上这个很早就有中译本。她的研究在七十年代的时候就已经出成果了。她长期在新几内亚的几个部落里做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主要调查了三个部落，即阿拉佩什、蒙杜古马、德昌布利。这三个部落在地理上是比较接近的，但是她的调查结果发现，这三个部落的性别特征却是很不一样的。阿拉佩什这个部落表现为我们主流文化认为的阴性社会，也就是说在这个部落中间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他们都比较倾向在家庭里面照看孩子，比较谦让，比较愿意从事家务劳动，男人和女人都表现出主流社会说的阴性社会特征。蒙杜古马部落却是完全相反，走到另一个极端，表现为主流社会说的那种所谓的雄性社会的特征，无论男人和女人，都是强调进取、外向好斗，这个文化里面最推崇的就是勇猛刚强，谁的地位高，不在于“TA”的性别是什么，而在于谁最勇猛、最好斗。德昌布利这个部落，它和主流社会的男、女差异确实很明显，这个很一样，但是它不一样的是，它这个部落的男性像主流文化中的女性，而女性却像主流文化中的男性。所以经过长期的人类学调查，米德就发现这虽是三个比邻的部落，民族也是一样的，可是他们却在性别特征、群体特征上完全不一样。在这样一个人类学调查的基础上，米德得出了一些基本认识，她就觉得所谓的先天的性别气质都不过是人类气质的不同变异。我们说性别之间有一些标准化的人格差异，其实她觉得这些都是文化监制出来的，性别实际上是一个文化生成物。这也就是说，人类学研究的成果在米德这里，把它理论化了，把这个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即把“sex”和“gender”区分开来，提供了一个人类学的基础。这方面的研究是十分丰富的，在此我们只做简要说明。我们当然也知道在20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以来，有一位学者为社会性别理论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就是波伏娃。她的《第二性》，号称是“女性主义的圣经”，在她的《第二性》这本书里，她提出了一句名言，也是女性主义的一个核心观点，就是“女人不是生就的，而是造就的”。 所以总体上来看，这个社会性别理论就是在肯定男女两性的生物学差异的基础上，它特别强调两性在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多种因素的作用下，在多种因素的建构下，体现出来的社会特征和性别差异；它强调人的社会性别角色不是与生俱来的，男女性别角色甚至是可以在变化的文化中间加以变化的。这是我们简要地说明社会性别理论的由来和主要内涵。 当然我们也知道，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社会性别理论实际上已经成为西方学术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析范畴。我们看到的八十年代以后西方学界的一些著名的论著，包括西方的一些重要学府里面的博硕士论文，都可以看到他们在运用这个分析范畴，然后才进行开篇分析，几乎是到了这样的一个程度。那么这样一个理论的提出，实际上是为社会科学研究引入了一个新的研究维度，也就是说在过去已有的那种社会的、阶级的、文化的、心理的，我们熟悉的政治的、经济的等这样一些范畴之外，又确立了一个新的范畴，就是社会性别这样的一个视角。实际上，它真的是有利于人类对自身进行重新的身、心的这样的一种审视，这是显而易见的。 不过话说回来，社会性别理论的局限性也可以说是显而易见的。有一些东西是值得警惕的。它的局限性在哪里呢？典型的一个表现是在社会性别理论这里，把女性看作是一个普遍的整体，它特别强调所谓的“姐妹情谊”，在它看来，所有的社会文化中间，只要是女性，就普遍受压迫，就普遍地比男性权利少，普遍地受制于父权制度。换句话说，就是社会性别理论企图构建一个具有同一性、同质性、普遍性的，跨文化的、宏大的理论话语。这样很容易陷入我们所说的本质主义，或普遍主义的理论泥沼。显而易见，大家都知道，妇女也不是铁板一块，不同阶级、不同种族、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等很多不同背景下的女性当然不是完全一样的。这样的一些差别其实是非常明显的，这种情况就像对传统的社会性别理论提出挑战的一位美国黑人女性主义学者贝尔·胡克斯说的，“白人妇女和黑人妇女相比较的话，她们两者几乎是完全不同的性别歧视的体验。”她说，妇女中间本身就存在着压迫，存在着剥削，所以她认为白人的女性主义者使用的是什么样的观察社会的方式呢？是“性别—种族—阶级”，她觉得这种方式是不成立的，她主张用“种族——性别——阶级”的方式来观察社会。也就是说，她认为，首先是种族的差别，造成一些妇女受压迫的处境，她说黑人妇女和黑人男人的共同之处远远要大于黑人妇女和白人妇女的共同之处，因为首先黑人都是种族歧视的受害者。胡克斯提出的这些质疑和挑战确实是对女性主义传统的社会性别理论有了一个很大的质疑。的确，这样的局限性还是很明显的，它过于执着于单一的性别视角，忽略了和性别相关的其他一些分析范畴，很容易造成理论上的盲区，造成一种狭隘性。所以我们说那些非常尖锐的理论往往可能是深刻的，但很可能会是狭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