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漢語同義詞形成和分佈的主要因素　　

      本文主要結合魏晋南北朝同義動詞的有關情况，探討有哪些因素影響古漢語同義詞的歷時發展和横向分佈。

      關於古漢語同義詞的形成原因，向熹、魏達純、徐時儀、周文德、趙學清、王彤偉等都做過探討。從同義詞的來源看，主要有以下原因：1.在某些方面詞義表達更加細緻，形成大量同義詞；2.同義古語詞的殘存，形成古今同義詞；3.語體文白交雜，形成文白同義詞；4.不同場合稱謂語的不同，形成稱謂同義詞；5.方言詞的吸收，形成普方同義詞；6.委婉禁忌詞語的創造，使得普通語詞與禁忌語詞同義；7.外來詞的進入，使得本族詞與外來詞同義；等等。

      這些原因，有的舆同義詞的歷時發展有關，有的與同義詞的横向分布有關。下文從這兩個角度，結合《世説新語》《齊民要術》《百喻經》《賢愚經》同義動詞的使用情况，進一步梳理影響漢語同義動詞的形成和分佈的主要因素。

      一、影響古漢語同義詞形成的主要因素

      影響古漢語同義詞形成的主要因素，可以歸納爲以下三個方面：

      （一）義場成員的增减

      

      義場成員的上述兩種變化趨勢對同義詞的影響主要體現在：

      1.隨著義場成員的增多，新產生的成員和原有成員之間可能產生同義關係，或者新產生的成員之間也可能會產生同義關係

      

      

      從上古漢語到中古漢語，義場成員的增多，最顯著的表現是增加了大量雙音節同義成員。這些雙音節成員，絶大多數是由單音節同義成員並列組合而成。如果該組同義詞的單音節成員較多，則其雙音節成員往往也會較多。如：

      表破壞、敗壞、毀壞義，“破”“壞”“毀”“敗”是4個較爲常用的單音節同義詞。由這4個單音節成員組成的“毀壞”“毀破”“破壞”“壞破”“敗壞”雙音節詞，也加入到這組同義詞中，成爲其中的成員。

      表遇到、碰上、遭遇義，“值”“遇”“遭”是3個較爲常用的單音節同義詞。由這3個單音節成員組成的“遭值、遭遇、值遇”，也加入到這組同義詞中，成爲其中的成員。

      表示經歷、經過義，《賢愚經》有“經”“過”“度（渡）”“涉”“歷”“更”“越”7個單音節同義成員，同時又有“經歷”“經涉”“涉歷”“經過”“更歷”5個由單音節同義成員並列組合而成的雙音節同義成員。

      表示獲得、得到義，《賢愚經》有“得”“獲”“致”“逮”4個單音節同義成員，同時又有“致得”“逮得”“獲得”“獲致”“逮致”5個由單音節同義成員並列組合而成的雙音節同義成員。

      當然，這些雙音節同義成員的穩定性也不同，隨著時間的推移，有的雙音節成員後來就很少使用了，甚至喪失了同義成員資格。

      可以説，同義成員的並列組合，形成一個或多個雙音節同義成員，是魏晋南北朝漢語同義詞顯著增多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2.隨著義場成員的義域差别的消失，不是同義關係的詞語可能產生同義關係

      這裏主要是指類義詞成爲同義詞。類義詞指的是這樣一些詞：它們的義位都處於同一語義場，都有相同的中心義素，其限定性義素不同但往往形成一個語義系列。如“春”“夏”“秋”“冬”是名詞性類義詞，“鳴”“嘶”“嗥”“哞”是動詞性類義詞。

      同義詞和類義詞的不同主要表現在：

      一是產生的機制不同：同義詞的語義指向同一個概念，是對同一個概念採用不同詞形進行記録的結果；類義詞是從概念的種屬關係著眼，對同一概念進行劃分後的屬概念採用不同詞形進行記録的結果。如“春”；夏”“秋”“冬”是對季節這個概念劃分的結果，“鳴”“嘶”“嗥”“哞”是對動物鳴叫這個概念劃分的結果。他們各自的成員之間是類義詞關係，而不是同義詞關係。

      二是成員在語義場中的層次不同。同義詞的成員，因爲語義指向同一個概念，因而必然在語義場中處於同一層級；類義詞的成員，因爲彼此之間可以有種屬概念的差異，因而既可能在語義場中處於同一層級，也可以在語義場中處於不同層級。如《左傳》中“崩”“薨”都專指王侯之死，彼此是同義詞；他們與“死”在語義場中處於不同層級，因而他們與“死”只是類義詞關係，不能看作同義詞。

      三是成員之間互相替换的自由度不同。在句子中，同義詞的成員多數情况下相互替换的自由度高；而類義詞的成員在句子中一般不能互相替换。同義詞的成員之所以互相替换的自由度高，主要是因爲他們的義域重合或彼此交錯；類義詞的成員之所以互相替换的自由度低，主要是因爲他們的義域相互對立或處於不同語義場的不同層級。

      處於共時系統的類義詞不是同義詞，但隨著時代的演變，有的類義詞可能成爲同義詞。我們看下面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