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的提出 “所有”是现代汉语常见的全称量化限定词，意为“全部；一切”，“着重指一定范围内某种事物的全部数量”，不受事物可否分类的限制。（吕叔湘1996：457/458）在逻辑学中，“所有”与“任何”等词一样，都是全称量词。在进行汉语全称量化研究时，Yang（2001）将“所有”视为一个限定性全称量化词（determiner universal quantifier），董秀芳（2002：221）认为“所有”是指代性形容词，曹秀玲（2005：19）将“所有”称为全称限定符，刘丹青（2008：543）将“所有”归入全称量化词（universal quantifier），董正存（2010）认为“所有”是叠加性周遍表达的统指类词汇形式。虽然术语各异，但是一般都认为，“所有”的语法属性是用来修饰名词或名词性短语的形容词，其语义内容是总括事物的数量。 本文尝试回答有关形容词“所有”形成的三个问题：第一，全称量化限定词“所有”是否来源于上古汉语所字结构“所+有”？董秀芳（2002：220-221）认为，“所有’本是指‘拥有的东西’，其中‘有’是一个动词，‘所’加在‘有’前，使其名词化。例如：凡邦国大小相维，王设其牧，制其职，各以其所能；制其贡，各以其所有。”龙国富（2004）、毛向樱（2011）也持有相同意见。后者更是明确指出，意为“所拥有的东西”的“所有”是其以后词汇化的来源。但是，名词化短语“所有”出现在主语和宾语位置上，而形容词“所有”出现在定语位置上。现有研究未能很好地解释“所有”句法位置改变的过程及原因。 第二，全称量化限定词“所有”获得“全部，一切”语义的原因是什么？董秀芳（2002：221）提及，“全部”的意思是由语境所额外赋予的。从语境中获得的“全部”的意思被融进了“所有”这个形式本身，“所有”最终粘合为一个指代性形容词，意为“整个、全部”。毛向樱（2011：161）认为“‘所有’发生词汇化的动因主要在语用动因，主要指语用推理和语境义的吸收”。现有研究尚未证明“所有”是否由于语用和语境动因获得周遍性特征，又是在何种语境之下获得全称统指功能。 第三，全称量化限定词“所有”形成的时间是什么？徐颂列（1989：107）认为，“大约在清朝建国后，‘所有’才逐渐发展成为表示一类中全部的词语。江蕃的《国朝汉学师承记·汪元亮》中就有‘所有著述，于疾作时，皆投诸火’句。”就目前可见语料来看，全称量化限定词“所有”的出现时间应当远在清朝之前。董秀芳（2002）举出的例子是：“死至命尽，所有财物，官爵俸禄，故在世间，不随人魂神去。”（三国吴支谦译《四愿经》）毛向樱（2011）明确指出，“魏晋南北朝，特别是唐代以后的佛经中，‘所有’这个短语的用法发生了改变”。“所有”的最早出现时间还需要探究。 本文探究全称量化限定词“所有”的形成是否与佛经翻译有关，经由佛经翻译导致的语言接触对“所有”的形成过程有何影响，“所有”是如何获得定语的句法位置，又是如何获得“全部，一切”这种全称量化语义特征的。 二 “所有”在历史文献中的使用 2.1 先秦文献中的“所有” 在北京大学CCL古代汉语语料库中，我们检索到“所+有”字段13542例。①“所有”在先秦至民国的中土文献中出现5884条，占43.45%；在佛教文献中出现7658条，占56.55%。佛经翻译在宋元时期已经式微，若是只统计“所+有”在上古、中古汉语（唐五代及唐五代以前）中使用情况的话，“所有”在中土文献出现的频率更低，仅仅412例，与佛教文献中“所有”的例句数量（7658例）之比约为1:19，差距悬殊。 先秦文献中“所有”字段出现次数极少，②仅发现了60余条，均为名词化短语，并未出现在全称量化限定词“所有”的语法化临界环境中。从句法上看，名词化短语“所有”倾向于出现在主语、动词（介词）宾语等位置上，也可以充当判断句的谓语，例如：
在上古汉语中，“所有”只能出现在定语中心语位置，受到定语的限定。例如：
从语义上看，名词化短语“所有”发生转指，提取了宾语，意为“所拥有的（东西）”。“所+有”的名词化用法沿用至今，保存在成语等凝固结构里，如“一无所有”“倾其所有”等。但是，量化词“所有”并非上古时期名词化短语“所+有”词汇化的结果，不可以简单地认为全称量化限定词“所有”来自于“所+V”名词化短语。 2.2 东汉《道行般若经》中的“所有” 从东汉佛经翻译开始后，“所有”的出现频率显著增加。我们在东汉的译经中就发现了“所有”的临界环境用例，早于之前学者所说的魏晋三国（董秀芳2002、毛向樱2011）。现以东汉支娄迦谶译《道行般若经》为例。在《道行般若经》中，“所+有”字段共出现84次，有24例“所有”出现在定语位置上，从数量角度对名词中心语进行限制。③其中，有15个“所有”的前面有范围限定成分，例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