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3571(2015)05-0028-13 近年来中国社会文化史的讨论热度逐渐上升，与西方的新文化史交相辉映，引起了学界的瞩目。以2010年《光明日报》刊出的《社会文化史：史学研究的又一新路径》[1]一文为标志，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在实证研究与理论思考上取得了引人关注的原创性成果，渐已成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一道新风景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新近付梓的梁景和等人合著《现代中国社会文化嬗变研究(1919-1949)——以婚姻·家庭·妇女·性伦·娱乐为中心》一书(经作者同意，本文题目省去该书名的副标题。下文简称“《嬗变》”)，是第一部以“现代中国社会文化”为考察对象的宏观性研究著作，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学界研究1919-1949年间中国社会生活的最新收获。 《嬗变》为梁景和先生所著《近代中国陋俗文化嬗变研究》(下文称之为“《陋俗》”)的姊妹篇，意在社会文化史理论的视阈下观察现代中国社会文化的演变历程。该书共有七卷，即首论卷、婚姻卷、家庭卷、妇女卷、性伦卷、娱乐卷与结论卷。其中首论卷是社会文化史的理论思考部分，此卷与结论卷由梁景和先生执笔；婚姻卷、家庭卷、妇女卷、性伦卷与娱乐卷为实证研究部分，分别由五位青年学者撰写。通读该书之后，深感《嬗变》实证研究部分的作者们从各自的切入点初步勾勒出现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图景的轮廓，也较为突出地反映了当前社会文化史研究遭遇的瓶颈问题。理论探索部分则有长有短，不乏可圈可点之处。从叙事、范式、学术史回顾、理论思考与未来的可能性走向等层面讨论这样一部著作，或会引起学界对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更多关注与思考。 一、叙事缺憾：未讲出别致的好故事 历史研究，始于讲故事。社会文化史的特色之一，即讲一个不同于“现代化”与“革命史”的宏大叙事的好故事。《嬗变》一书的讨论初衷，是在社会文化史理论的视阈下通过五个专题观察现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变迁。也就是说，这是一部以社会文化史的视角探讨现代中国社会生活的著作，而社会生活侧重于大众的生活故事。似乎由此可以预期，《嬗变》会讲一个或几个基于大众立场的接地气的好故事。但读过全书，这一预期着实落了空。 《嬗变》几乎不讲故事，其历史叙事带有明显的社会科学化的色彩。该书实证部分的婚姻、家庭等五卷在叙事上重在先设立分析框架，然后在框架下添加以史料排比为特色的事例作为证据。这颇有以论带史的意味，看不出时间维度的变化，或者说缺少历史学叙事的时间感。 “婚姻卷”作者刻意回避传统史学的叙事。该卷没有叙事，只有材料的分类排比与统计表格的简单说明，倒像是一份社会学调查报告。这样的叙事既不是以“问题导向”为主的分析史学，也不是以重建历史动态场景见长的叙事史学②。作者对此的解释是该卷“在研究方法上尝试突破叙述史的窠臼，在一些章节里，借鉴人口学、计量学和社会学的一些研究理论与方法，对资料进行一定的综合与辨析(资料辨析尤其要对民国时的相关社会调查数据保持一种警醒)，从而对嬗变进行概观式研究”[2]28-29。“婚姻卷”作者借鉴计量学、人口学等学科的方法，大量使用统计数字，意在对当时中国的婚姻状况作定量分析，克服过去只重定性分析而不重定量分析的局限。从概论现代中国婚姻状况而言，只讲几个故事，缺少了数字统计与分析说明，实难给人确切而深刻的整体性印象。需要注意的是，历史学研究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当有益处，关键是如何借鉴，若是锦上添花自然是好，若是邯郸学步则不免自毁长城。“婚姻卷”似不幸成为后者的一个注脚。 在“婚姻卷”中，作者讨论“新式恋爱观”，将其变迁放到一个宏大的背景中，但并未说明变迁的脉络，也未说明二者之间互动的场景。讨论“婚姻的理想与设计”，城市中“性别比与婚嫁状况”与“离婚风潮”，农村中的“不平衡的性别比”与“婚龄的研究”等内容时，作者大量使用当时的社会调查与统计数据，以此为基础粗线条地勾勒出当时城乡婚姻的状况及其变迁。对当时婚姻状况的定量研究并非不重要，但因为史料的缺憾，治史者无论如何也不会对其作出完整、准确的统计。其实，治史者在尽可能客观呈现当时的婚姻状况之外，更重要的是找到具有启发性的历史智慧。没有“求智”的“求真”难免沦为史料长编或地方志式的简单记录。就“婚姻卷”而言，其中不见有血有肉的人物，也没有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只有一堆统计表和归纳的所谓“特征”，结果我们所期待看到的婚恋观嬗变的复杂与微妙之处无从寻获。 严格说来，这种对婚恋观现代性变迁特征的归纳无所谓思想创造的贡献。用这种不需下苦功夫就能构想出来的归纳方式，将现代中国婚恋文化的丰富文献剪裁成支离破碎的片断粘贴上去，结果既没有讲一个别致的好故事，也没有揭示出具有现实关怀意义的问题。时贤严肃地指出：“近人治史，好用归纳或与附会式比较，所论看似有理，其实相当危险”，“治史不宜归纳，本是常识通则，而今似乎成了高难问题”[3]90。 讨论现代中国婚姻文化，需要在叙事中揭示人的内心世界。有贡献的做法不是去归纳所谓“特点”，而应该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揭示婚姻中的政治、社会、文化、经济和人的活动的机制上。不仅需要多了解留在纸媒上可以公开言说的基本的行事方式，更需要多了解那些没有留下文字又不便于公开言说的生活“潜规则”和内心世界。这样，我们对现代中国婚姻及其观念的互动就会多一分“同情之了解”。当然，要达到这样的境界，就需要“回到历史现场”，倾听当事人或见证者的声音，留存他们对当时历史的个人记忆。在他们个人的声音、记忆与文本中，婚姻文化才是一种活生生的存在。其实，学界在寻找民国时期大众婚恋的“声音”上已经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史料方面有李小江主编的口述史料《让女人自己说话》以及众多的近代人物日记等；论文方面有王东杰对民国时期成都女校学生日记中的情感世界的解读等。即使是李霞《娘家与婆家：华北农村妇女的生活空间和后台权力》这样的人类学著作对理解近代华北农村婚姻都多有裨益。“婚姻卷”实在不缺乏进行精彩叙事的地方，但由于作者的有意回避，结果过滤掉了历史细节中的微妙与鲜活。其呈现给读者的只是被切割过的毫无生气的历史标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