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对日怒称“倭寇”的历史考察  

——以《申报》为中心的分析

作 者:
李玉 

作者简介:
李玉,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南京 210093

原文出处:
南京社会科学

内容提要:

“倭寇”是近代中国使用最广的对日怒称之一,其呈现频率与日本侵华历程相对应。晚清以降,“倭寇”不仅完成从“指意”向“指义”的转换,而且成为中国对日“骂战”的主要武器之一。尽管国人附着在这一名词之上的情感一直是仇恨与愤怒,但从长时段体察,则不难发现其背后的意象逐渐由甲午战争时期的“忧愤”过渡为“九·一八”事变之后的“激愤”,从而汇入全民对日怒吼大潮之中。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16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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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15)12-0131-08

      DOI:10.15937/j.cnki.issn1001-8263.2015.12.019

      语言是情感与思想的重要表达方式,而特定用语与词汇则凝结着特殊的感情色彩和好恶判断。格言警句不乏惩恶扬善功能,特定用语的专用功能也不能忽视。如同格言警句一样,特定用语也可从表达角度分为正、负两种类型,前者如“义士”、“勇士”之类,后者如“强盗”、“懦夫”之类。众所周知,人类社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需要语言文字的发展与之相适应,特定用语也在被不断更新或创造。近代以降,国家、民族与国民所处的历史环境,决定了这一时期特定词汇的产生途径与使用方式。就整个近代中国而言,因在国际竞争方面一直处于弱势地位,不仅各项利益诉求难以实现,而且时受侵犯,民族危机日益加重,所以这一时期产生了许多具有特定指意的专用词汇。其中,尤以表达反侵略思想者为多,它们强有力地支撑了中国的舆论战场,相对于对外“兵战”而言,这是近代中国的对外“骂战”。

      本文之所以提出“骂战”的说法,意在考察用语本身,虽然脱离不开近代舆情,但侧重于文本的实际使用及其背后的社会心理。也就是说,本文期望在历史研究的技术性层面多所着力,而不再过多纠缠于史学的政治性或情感性。但对于近代中国历史,尤其是中日关系史而言,单纯的“技术性”分析并不可能,故退而求其次,即希望通过检讨用语,对于近代国人反日情绪的表达演变略作考察,以求尽量克制笔者本人对这段历史的“参与”。是焉非焉,尚祈师友教正。

      在对日“骂战”方面,“倭寇”一词因使用广泛,认同普遍,凝聚着持久的历史记忆,需要受到重点关注。以往关于“倭寇”的学术研究已有较多成果,但均将视点集中在明清日本海盗方面,少有人将之作为近代国人对日怒称之一而加以考察①,以故本文拟在这方面略加探究。不过,这一研究的困难在于对近代中国“倭寇”使用状况的掌握。就语言本身而言,既包括口头语言,也包括文字语言。对于口头语言中的“倭寇”使用频度自然无从获悉,所以只能以文字表达为考察范围。在这方面,近代中国的著名报纸《申报》无疑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平台。该报1872年创刊未久,就发生日本侵台事件,国人对“倭寇”的历史记忆被重新激活,并不断强化,此后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人对日怒火持续燃烧,对日怒称越来越严厉。作为一家大众媒体,《申报》对于中国自晚清以迄民国的抗日思潮发展演变有较为全面的纪录,对社会舆论的反映较为全面,以其为视阈,不失为一个较好的观察窗口。

      二、《申报》“倭寇”呈现频次

      近年来大型文献数据化的成果为史学研究提供了一定便利,笔者对于《申报》中“倭寇”一词呈现频次的统计,主要借助于南京大学图书馆“爱如生”《申报》全文数据库。笔者先在该数据库以“倭寇”为题,进行全文自动检索,然后加以逐项核查,剔出错误的结果项(即“倭”字与“寇”恰好排列在一起,并无指称日本之意),兹将检索结果制成如下图表。

      

      

      图1 《申报》中的“倭寇”呈现频次走势

      由表1和图1可知,《申报》文本中的“倭寇”出现频次基本呈现四个高峰,其一为1894-1895年间,即甲午战争爆发与《马关条约》签订前后;其二为1931-1933年,即“九·一八”、“一·二八”与“热河事变”期间;其三为1935-1938年,即华北危机与抗战初期;其四为1946-1947年,即抗战胜利初期。

      三、各个时期“倭寇”一词使用状况

      甲午战争之前的“倭寇”指意以古代日本海盗为主,但随着日本1874年侵略台湾和1879年吞并琉球,“倭寇”所指逐渐由远及近,发生转换。面对日本野心勃勃的侵略扩张态势,国人再度对明代倭寇之患有所警觉,在提议中国加强海防建设之时,多举明代受倭寇侵扰、国力受损之鉴。渐有人睹今忆昔,将古代专指日本海盗(据说日本亦受“倭寇”之扰)的“倭寇”一词用于指称日本国家。例如日本侵台期间有人投书《申报》,指出“倭寇……垂涎(台湾)”,但台海波涛之险,又使“倭寇数月不敢窥鹿耳门者”。②1876年1月11日,《申报》针对日本日益暴露的侵略野心发表社评,将明代日本丰臣秀吉对中国沿海和朝鲜的侵略称为“倭患”,并将日人称为“倭人”。③这篇题名《论日本近事》的社评和同年8月18日发表的另一篇社评《东倭考》,均将明代“倭寇”与当时日本侵华行为进行贯通考察,一体论述。

      中国媒体的“倭寇”指意转向,引起日人注意,遂投书《申报》,指出“日本自为日本,倭寇自是倭寇,两不相关也”。④但是,不管日人如何抗拒,“倭寇”的语意转向不可逆转,主要原因还在于日本不断加大对华侵略。甲午战争期间,“倭寇”成为中国主要的对日怒称之一。这一时期,完成语意转换的“倭寇”一词在《申报》中主要出现在各类军事报道之中,无论前线军情,还是后方备战,不管战场捷报,还是失败消息,以“倭寇”代替“日本”、“日军”成为普遍现象。此外,同样指意的“倭寇”还大量出现在政府公文、告示和相关评论之中。还有人专门编纂出版《扫荡倭寇》之类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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