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女性的出现是理解现代个体如何形成的重要议题。对这一议题的研究，一直存在一个颇显争议的问题：五四时期成长起来的新女性及其行为方式是否只有“个人主义”这一个面向？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又该如何理解她们对民族救亡和社会改造的热忱？这是否只是民族国家话语对个体解放的压抑和剥夺？从表面上看，这一争论似乎只是主义与立场之争，但它在根本上却关涉一个重要的问题：如何理解以新女性为代表的中国现代个体的群体观念。 张灏通过分析五四思潮，敏锐地指出此时期的知识分子中普遍存在着“个人主义与群体意识”两歧并存的现象，个体虽然追求自我的自由和发展，但仍具有“以社会为本位，以有机体为模式的集体心态”(张灏，2006：218)，即社群取向仍然深植人心。这一发现也得到了后来学者的进一步论证，许纪霖(2008b：57)指出这一取向在一定意义上受到了传统儒家“群己观”的影响，“个体无法自证其人生之意义，‘小我’只有在‘大我’之中才能实现自我之价值”；杨念群质疑西方式的“个人主义”是否是“五四运动”的惟一目标，并指出中国历史脉络中存在的“以集体原则规范行为”的惯习对于我们理解五四思潮同样重要(杨念群，2009：13)。事实上，这些研究都试图说明，“五四”弄潮的现代个体，在追求个人主义的同时，仍强调自我对“群”——社会和人类——的担当。那么，思想史上的这种“社群倾向”在同时段的社会史上有何种反映？个体对“群”的这种渴望与担当促使他们在现实中进行了何种群体重建的实践？他们在实践中是否实现了“群”的理想？如果没有，个体又将如何安顿自我与群体的关系？ 其实，对于新女性来说，除了这种思想层面的“社群取向”，群体的重要性还展现在她们切身的生命经验里。首先，在追求个体解放的过程中，“离家”①不仅使她们摆脱了传统家制的束缚，而且也让她们失去了家庭这一共同体给予的资助、帮扶和温暖。可以想见，作为孤单的个人，她们在女性仍旧缺乏活动空间和支持机制的社会中，无疑期待着一种“群体”的支持和归属。其次，对于这些新女性来说，人生的道路和可能仍然非常狭窄。虽然在观念和态度上不同于传统女性，但在自我实现的问题上，除了成为“贤妻良母”、融入特定的“家”之外，她们尚未看到其他的可能。在这个意义上，她们所向往的乃是一种新式的共同体，一种既能保持个体独立，又能使自己归属其中的群体。所以，当这些“离家”的女学生在新式学校通过民主选举建立学生自治会时，她们无疑看到了某种新的可能；而且，学生自治会更像一个可以辐射到每一位学生的光源，吸引着每一个人的眼睛，把她们的心联结在一起。因而，身处这样一个同学群体中，她们必定会为这种新的归属而欣喜。 但是，我们对女师大学潮的研究发现，这一同学群体却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不断分化的命运。因为，对于学潮新女性来说，她们向往的群体并不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存在，她们也并非不加辨别，而是需要以观念和思想的一致性为前提。因而，正如鲍曼在考察现代共同体时所指出的，一个现代共同体“所有的同质性必须通过筛选、分离和排斥”(鲍曼，2003：10)来实现。也就是说，要通过排除思想相异的个体来维护群体的统一，并且，这一过程不是阶段性的，而是总要“定期更新”，“永远需要警戒、强化和防御”(鲍曼，2003：11)。在女师大学潮中，我们将会看到，在一连串历史外力的作用下，激进的女学生如何捍卫这种同质性，进而导致群体的不断分化，以致“群”之理想在现实中步履维艰，无从实现。以往有关这类群体分化的研究，大多用力于讨论成员之间的“主义”差别与派系差异(郑文祥，2000：75-76；吴小龙，2006：219)，这固然是群体分化的重要原因，但是这一讨论仍旧无法回答本文开篇所提出的问题，这些有着不同主义和派系的个体如何理解“群体”，他们心中期待的又是怎样的群体？ 为此，本文在对学潮进行事件史分析的同时，更试图深入到个体层面，以许广平为个案，具体分析这种有关群体的理解和期待在何种意义上助长了现实群体的分化；同时，群体分化反过来又对这些成员的思想观念和精神状态产生了什么影响。正是从事件史和个体精神史(intellectual history)(孙有中，2002)的互文中，我们试图呈现出以新女性为代表的中国近代个体所面对的“群体—个体”困境。这既表现在他们所处的外部组织环境上，也体现在他们的思想、观念和情感之中。而对这一精神困境的认识，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了解“新女性”这一人格类型，更能使我们对现代个体的心灵深度有所体味。进而言之，“全体—个体”的精神困境并不仅仅出现在学潮中，当这些新女性带着自己的困惑从学潮走向更广阔的社会运动或社会生活时，我们就能看到上述困境的踪迹，由此能对中国近代个体之所以最后或走向革命的集体主义或走向虚无的个体主义有所理解。 二、学潮、新女性与自治会 学潮的持续发展与高涨，是民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现象。并且，这一现象在凤毛麟角的女校中也非常普遍。据笔者初步统计，在1911-1925年间，共有31起女校学潮可考，且大多数发生在1919年之后的女子师范学校中。女学生的参与学潮，和男学生相比，似乎没有太大的区别，都是五四运动后学生反对校内和校外权威、参与社会革新的表现，因而，学界似乎很少对女校学潮进行单独研究。但是，如果我们从新女性的生命历程角度进行考察，就会发现，对于离家之后的女学生来说，“学潮”不仅意味着政治参与和反抗活动，更意味着一种以学生自治会为中心的新式群体的建立，以及对这一志同道合的新群体的激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