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8(2015)05-0029-10 统一战线是中共夺取全国政权的“三大法宝”之一。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由革命党转为执政党，国家建设有待全面展开，如何清理、改造并利用旧政权人员和知识分子是中共亟须解决的问题。在此期间，中共继续发挥统一战线的社会整合功能，统战对象自然包括旧政权高官政要及高级知识分子。翁文灏既是著名地质学家，又官至国民党行政院院长，因战犯身份他不得不飞离大陆，中共若将其统战成功无疑具有典型示范效应。学术界对建国初期统一战线的研究基本侧重于宏观及政策研究①，微观实证研究并不多见；而学界对翁文灏的研究大都关注其民国时期的思想或活动②，关于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研究则付之阙如③。由此之故，笔者依据相关史料，以1949-1954年的翁文灏为中心进行分析，来探究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实现社会整合的机制、路经及效能。 翁文灏(1889-1971)，浙江鄞县人(今宁波市)，中国第一位地质学博士，著名地质学家、地理学家，中国近代地质学、地理学的奠基人之一。留学回国之初，翁文灏开创了中国地质科学事业，曾长期担任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主持创办清华大学地学系，并一度代理清华大学校长。他以卓著的学术成就，成为中国近代最具国际声誉的自然科学家之一。翁文灏因此而受到蒋介石重视，“九·一八”事变后被蒋介石延揽入阁，任行政院秘书长、经济部部长兼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最后官至行政院院长，成为蒋介石的重要幕僚与“学者从政”的代表人物④。 1948年12月25日，翁文灏被中共列为第12号战犯⑤，他不得不先赴台湾、后居香港，又避居法国，1951年初回归大陆。1954年末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被毛泽东誉为“有爱国心的原国民党军政人员”⑥，被周恩来树为被改造成功的高级知识分子的典型人物。从战犯到全国政协委员，翁文灏成为了中央统战取得巨大效能的典型范例。 一、促其早日归国 翁文灏被蒋介石延揽入阁本迫不得已，入仕十余年后，看清了国民党政权症结之所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他曾屡次呈文请辞。在蒋介石政权风雨飘摇之时，他却被任命为国民党行政院院长。1948年11月，他对政局极为悲观，坚决请辞⑦。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后，国民党败局已定。1949年12月25日，新华社陕北电：中共权威人士在陕北提出蒋介石等43人为全国闻名的头等战争罪犯，翁文灏被列为第12位⑧。 1949年南京解放前夕，翁文灏因战犯身份只得离开大陆暂避。临行前，他对老友章鸿钊表示国民党确实没有希望了⑨，对地质调查所所长李春昱说：你们留在大陆，共产党来了不会加害于你们，共产党要建设还是需要你们的⑩。4月25日，他飞往台湾，居台近一月后抵香港。 早在1947年10月27日，毛泽东就曾指示党在夺取全国政权以后，对自由资产阶级的政策要预防过“左”倾向发生，还将有这个阶级的代表参加政府(11)。1949年，基于政权初创，为了先稳定大局，中共对旧政权人员和知识分子暂采取的策略是：“各大学、科学单位、图书馆、博物馆等等工作人员，除极个别反共分子外，一律让他们继续工作，维持原职原薪，这样做可能有人反对，一定要做好思想工作。对一切接管机关，必须先作调查研究，摸清情况，等大局稳定下来之后，再提改组和改造的问题。”(12) 1949年5月29日，上海刚解放，市长陈毅视察上海资源委员，看望资委会留沪人员，谈话中提及“翁文灏是书生，不懂政治，即使他在国内，我们也不会为难他”，并让资委会人员嘱翁文灏之子翁心源速请他回国(13)。翁心源闻讯后立即写信给父亲，请其安心暂留香港，不要去台湾或美国。翁文灏当即复信，表示：“年愈六十，不愿逃亡在国外，但求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华鬼”(14)，如果人民政府同意其回国，他愿意回来后当一个老百姓，而不愿到国外流亡当“白华”。 翁心源将父亲的意愿汇报给驻上海中国石油公司的军代表徐今强，并将父亲的回信交给时任华东工业部副部长的吴兆洪转交华东工业部中共党组织(15)。9月上旬，翁心源得华东工业部部长汪道涵、副部长孙冶方通知，中共中央指示“同意翁文灏回国，回国应发表声明，这个指示可由在沪家属去香港面告”(16)。翁心源10月25日赴港为父亲捎去中共允其回国的口信，翁文灏一方面感到安慰，同时还有很多顾虑，尤其对发表声明与蒋介石决裂一事感觉为难，踌躇不定。他写约两千字的悔过书交给即将北上的好友孙越崎带京，转呈中央。11月4日，孙越崎将翁文灏悔过书交邵力子(时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委员)，以转呈中共高层领导。邵力子因该悔过书写得不够深刻，故未上交中共中央(17)。 11月初，翁文灏接陈诚自台湾来电，邀其赴台北“襄理政务”。翁文灏不愿赴台，但又怕继续留港将会面临像杨杰一样遭暗杀的命运(18)，遂决定父、妻先行回国，自己赴法国暂避(19)。12月21日，翁文灏写信给邵力子请其帮助自己能早日回国：“惟自思为华人，自应早归本国；身少余款，不宜久客他邦。……俾弟归为平民，亲见新治”(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