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待俘虏”作为中共在红军时代的创举一再被传颂。现存研究对此项制度的起源与形成过程多有关注，但对它在实践层面上的运作情形却着墨不多。①其实，在战争年代，很多政策进入实践之后都会扭曲变形。纸面上的规定是一回事，实际操作却是另一回事。所以，考察“优待俘虏”的制度，似不能仅从那几个“规定”或“会议”出发。将政策与实践比对观看，或可全面感知“优待俘虏”的切实情形。 一、阶级视域下的对敌眼光 一般论著讲述红军“优待俘虏”问题，大都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说起。据《毛泽东年谱》记载，1928年2月18日，毛泽东率领部队攻克宁冈新城，全歼守军一个正规营和一个靖卫团，共500多人。战斗结束后，数百名俘虏被押送到茅坪，有的战士和农民出于对敌军愤恨而打骂俘虏。毛泽东在茅坪攀龙门书院门口召开军民大会，宣布宽待俘虏的三大政策：其一，不许打骂俘虏；其二，受伤者给予治疗；其三，愿留的收编入伍，要走的发给路费。②这三条政策确是目前所见中共直接处理俘虏问题的最早材料。此后中共关于“优待俘虏”的诸多规定，也大都由此衍生而来。但若稍稍顾及前后左右的史事，则不难发现，毛泽东“优待俘虏”的举措并非凭空创造，“优待俘虏”的思想渊源与中共长期以来的对敌眼光极有关系。 一般而言，晚清以来，社会持续动荡，时人好言“兵灾”、“兵祸”等，认为军队是祸乱之源，常有“弭兵”之论，对军队的整体观感并不好，对“兵痞”尤为厌恶。例如，朱执信就把社会乱象归因于士兵，在其看来，军队中兵痞横行，即便军官有改革之心，也要受“目兵的压迫”，“这些目兵，和他做不好的事，件件都可以成功；和他做好的事，件件都要失败”。依朱执信之言，军队中的压迫是从下级到中级，从中级到上级，乱象的源头是普通士兵。③但中共的看法却有所不同，在中共党人的论述中，士兵与将领是分离的，导致社会动乱的是军阀将领，士兵遭将领压迫，受其驱使，不仅无罪，而且应得到同情。 陈独秀有两篇文章表达了对军阀将士的看法，虽然在发表时间上两文前后只相差5个月，但认识上却有十分重要的转变。先是在1923年2月的文章中，陈独秀痛斥职业兵与职业议员，断言二者是中国之大患。在其看来，职业兵大都是土匪流氓，他们“靠兵官吃饭，兵官靠大帅吃饭”，“大帅挟兵以横行，两相结合，遂造成中国之大患”。④不难发现，陈独秀的这个看法，与当时流行的“兵灾”、“兵祸”言论很相近。可以说，在阶级观念引入之前，民众对士兵并没有太多同情，通常是把他们与将领混杂在一起一并贬斥。陈独秀的看法表明，至少在此之前，中共党人也未从阶级分野的角度去考察军队，士兵并没有被单独分列出来。 1923年7月，陈独秀对军队有了新的解读，此间最重要的变化，是他自觉地把军阀“将领”与普通“士兵”区分开。有了这一区分之后，军队中的种种“不平等”、种种“压迫”也都随之被挖掘出来。在第二次谈到军阀部队中的将士问题时，陈独秀称，“一般军人都是为少数军阀傀儡，供少数军阀的牺牲”，“可怜下级军官及兵士在营里被种种军律管束，变成了活死人，平时连正当的饷都领不齐”，而巡阅使、督军、师旅长都家产万贯，拥有三妻四妾，逍遥度日。因此，虽然军队导致动乱与灾难，但“军人无罪，罪在军阀”。⑤不难看出，这段论述明显运用了“阶级分析”的方法，眼光聚焦在冲突的一面，有意识地去揭露矛盾，对将帅大加鞭笞，对士兵有较多的“同情之理解”。但需要稍稍申论的是，陈独秀的转变，可能纯粹是一个思想演化，与现实变动无关。因为就事实层面讲，那些“不平等”现象实际上早就存在，陈独秀之所以“发现”它们，并不是因为“压迫”变得严重了，而是引入阶级理论之后，他的眼光与立场发生了变化，所以才会有新的论说。 陈独秀对军队的观感与分析，在党内得到全面继承与发扬，自此以后，在党内舆论上，底层士兵一直都是同情与争取的对象。1924年11月，中共第四次发表对时局的主张，即秉承阶级斗争的思路，极力鞭笞少数高级军官，积极拉拢底层士兵。文章指出，“军阀之祸，罪在最少数高级军官”，“失业入伍的兵士们所受压迫与困苦，与其他一切平民等”。⑥五卅期间，中共更是直接将士兵划归到无产阶级阵营中，与工人、学生等同，称“你们(兵士)也是中国的国民，也和工人阶级一样的”，“你们从此不好反对工界同胞，不应听任何人的命令压迫工界同胞”。⑦有时即便是士兵恶行昭著，中共也为之辩护。例如关于溃兵抢劫问题，中共就一股脑地把责任全推给长官，称“兵士不但得不着正饷，连给养衣服都不足，还要为官长去屠人抢劫，抢得太不好看了，枪毙抵罪的仍是兵士”。⑧国共合作后，中共更加有意识地向底层士兵靠近，“兵士运动”甚至一度是中共主要的军事工作。 中共触碰军事工作起始就特别注重基层士兵，自觉地将眼光下移，这样一种取向，自然是受阶级观念的影响。在新的视野下，士兵非但无罪，反而成了“受难者”，如此立论自然有可商议处。比如，士兵虽有受军阀压迫的一面，但像抢劫、扰民、不守军纪等问题并非全是受军阀指使。士兵虽然穷苦，但却未必与穷人惺惺相惜，很多时候，他们会主动地去压迫更下一层的民众，以求得自身生存。朱执信就看到，多数士兵不是受压迫而入伍，恰是过惯了军队生活，习惯靠枪吃饭，若是让其解甲归田，“问他有什么愿意做的，能够做的，他实在回答不出”，只好再回到行伍的生活，“求着过苟安的日子”。⑨一般而言，士兵既受压迫，同时也压迫他人。然而阶级分析却完全消解了个体责任，一味地为士兵辩护。此种看待问题的方式虽有失偏颇，却也使得中共能够以宽宏的心胸去“切割”对手。虽然战场上枪林弹雨、你死我活，但在意识形态的宣传战中，中共从未把一般兵士视为死敌，基本上都是持宽容、谅解的态度。在阶级视野下，中共并不提倡整体打倒敌对力量，而是采取分化措施，积极争取下层。这样一种看待士兵的心态，奠定了中共“优待俘虏”的思想根基。红军后来争取白军的一个基本口号就是“穷人不打穷人”，这其实是阶级观念最浅白的表述。可以说，红军“优待俘虏”与中共一贯秉持的阶级理念极有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