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贸摩擦、合群抗争与产业升级  

——以20世纪20年代苏州丝绸业为中心

作 者:
王翔 

作者简介:
王翔,浙江财经大学经济与国际贸易学院教授,杭州 310018

原文出处:
历史研究

内容提要:

1924年7月,日本宣布施行奢侈品进口税案,再次对华绸进口征收高额关税,引发严重的中日贸易摩擦。以日本、朝鲜为主要出口市场的苏州丝绸业首当其冲,产销大受冲击。为抗议日本政府横加重税,苏州丝绸业通过苏州总商会率先发难,以上书请愿、集会宣言、发布通电、游说当局等种种形式进行群体抗争,并得到上海总商会、中华国货维持会、江浙丝绸机织联合会等工商团体的大力支持和声援,掀起了合群抗争的风潮。在抗争日本增税的过程中,苏州丝绸业又一次变压力为动力,化危机为转机,实现了行业面貌的重塑,完成了自身的改良升级。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16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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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近代对外贸易历来受到学界重视,业已取得很多研究成果,①但仍有一些领域尚未进入人们的视野,其中尤以近代中外贸易摩擦及其影响值得注意。以往研究多关注于近代外国商品进入中国所引起的冲突,对中国商品因出口对象国提高关税壁垒而发生贸易摩擦,以及由此引发的经济、政治后果则罕有论及;某一区域的具体行业经受了何种贸易摩擦、该行业作何反应,以及随之而来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更是不甚了了。1924年,日本大幅增加中国丝织品进口关税,蓄意挑起贸易摩擦,导致苏州丝绸业者合群抗争,一时激起轩然大波。这场抗争行动持续时间长,过程曲折复杂,对丝绸产业面貌的重塑产生深刻影响,但迄今尚无专文论及。本文以苏州丝绸业为中心,主要利用苏州档案馆藏历史档案资料和当时报刊资料,对20世纪20年代日本征收华绸奢侈税案所引发的中日贸易摩擦、苏州丝绸业如何与之抗争、这一事件带来了怎样的行业嬗变,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所反映的经济状况和政治生态做初步探讨。

      一、外贸摩擦

      1924年7月16日,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申报》刊出新闻:“运销朝鲜之高丽纱,为苏州出产大宗,现日政府定于八月一日起,对于华丝织品征税,须值百抽百。苏地纱缎业商人闻之,大起恐慌……惟吾苏之高丽纱业,将从此一蹶不振,纱缎商人颇希望官厅设法使日人取消此项苛税。”②同一天,应丝织业云锦公所和铁机公会之请,苏州总商会发出急电:

      北京外交部、农商部鉴:

      近阅报载,日本政府议增入口税值百抽百之巨,各国输日贸易,恐均大受影响,即于日本国民商业亦将障碍有损。理合电呈大部,乞赐会咨驻日公使,转请日政府仍照旧章,免加重税,以睦邦交,而维商业。③

      在国内同业中,苏州丝绸业率先对日本拟加关税做出反应,这与丝绸业在当地社会经济中的特殊地位以及苏州丝绸业产品结构特色有关,也与业者对日本长期以来“增关税以拒华绸”政策的积愤有关。作为中国丝绸产销的区域中心,苏州丝绸业历史悠久,“不特为国人服用所必需,并为对外贸易之大宗”。④苏州丝绸量大质优,作为一种高档服饰面料,具有拓展海外市场、扩大国际贸易的内在要求。鸦片战争后,上海取代广州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苏州毗邻上海的地缘优势,便利其丝绸外销。起初由上海的洋行通过买办商人来苏州采购,后来发展为苏州的纱缎庄运货到上海,批发给洋行出口,较大的纱缎庄均在上海设有分庄,趸销批发,也办理承接洋行订货的业务。海外贸易的拓展,促进了苏州丝绸的产销,“海通以还,外销尤畅,益呈蓬勃……骎乎居全国丝织业之重心,而地方经济之荣枯,亦几视丝织业之兴衰以为断。”⑤“外销尤畅”与产业“益呈蓬勃”的正向关系,或可说明近代中国被卷入世界市场客观上适应着某些行业发展的需要。⑥时人估算,民国初年,苏州丝绸本地销售约为二成,出运约为八成,其中部分运销国内各埠,此外“大都销往国外,尤以朝鲜、日本、安南、缅甸、印度等处为多。每年产量约在三十万匹以上,外销约占百分之六十”。⑦限于本文讨论范围,这里主要考察苏州丝绸业对日本、朝鲜的贸易情况。

      日本是苏州丝绸的一个传统市场。近代日本开国后,“所有现行的条约都规定,对外国进口商品征收关税,将由日本政府和其他国家政府协商决定”。⑧当是时,日本“进口税亦属值百抽五,是以华货运销彼国者甚多,即以苏州所产之花缎,每年运销彼国约有3万余匹之多。此外盛泽绸货运销亦广”。⑨因应对日本贸易发展的需要,“吾苏缎商自往(日本)设庄营业”者不在少数,专司推销国货绸缎,生意颇盛。⑩

      对苏州丝绸业来说,朝鲜市场尤为重要,“高丽服御一切,本与中国相同,本公所高丽纱缎运销该埠,历数百余年之久。其精者为上等衣服之用,粗者供普通之用而已,皆为日用要需。”(11)所谓“高丽纱缎”,系苏州生产的特色丝织品,因主要出口朝鲜而被冠以专名,时人调查说:“鲜人对吾国丝织品素表欢迎,其输入品从前为苏州之府纱、官纱、亮纱、仿绸、素罗、板绫、库缎等。”(12)苏州产高丽纱缎“坚固耐用,三韩人士所深道”,为朝鲜民众所乐用,“其全国所需礼服,向来悉用苏州专造之高丽纱缎”。(13)时人估算:“苏州纱缎销场,昔京城差货占百分之二十,高丽占百分之三十。”(14)

      19世纪末20世纪初,情形丕变。一方面,日本夺占朝鲜,又先后与西方列强修订条约,关税自主权得以恢复;另一方面,经过日本政府多年扶持,日本丝绸业获得长足发展,开始在国际市场上与中国丝绸业展开全面竞争。“丝织物成为其代表性的商品之一,也于同时在欧美获得了作为国际商品的地位。因此,作为这一商品原产供应地的日本,便与中国形成了竞争的关系。”(15)日本丝织物出口额,1871年只有0.1万日元,1881年不过2.9万日元,1891年增加为177.1万日元,1901年猛增为2562.7万日元,1911年更达3433.5万日元。(16)日本丝织品甚至在中国也盛销一时,“尽管对日本产品有模仿欧美、品质粗劣等种种责难,但无论怎么说都凭借其廉价的魅力,在与欧美制品的竞争中并未败北,不断地开拓着市场”。(17)可以说,丝绸业在日本近代对外贸易及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为了打压作为竞争对手的中国丝绸,日本政府把增加华绸进口关税当成一个屡试不鲜的手段,“揆其用意,无非寓禁于征,拒绝华货”。(18)1900年,日本增加进口税至值百抽二十五,致使中国商品因成本高企而运销维艰。对丝织物征税更重,且不断增加,“十余年里,先后加税至五六倍、十余倍不等”,致使苏州丝绸业“困于重税不能发展,不得已因税巨停运”,失去了日本这个传统市场。(19)业者哀叹:“曩昔运销日地,最先抽税百分之五,不数年增至百分之五十。我华绸业处兹苛税之下,实觉创巨痛深,不胜担负。”(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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