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圖分類號]K26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874-1824(2015)04-0189-10 1925年3月，孫中山在北京逝世。此時正值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中共專門致唁國民黨表示：“偉大的集合體指導革命，比偉大的個人指導革命將更有力”，“今後的國民黨必然仍為中山的革命主義所統一，一切革命分子必然因中山之死更加團結一致，這種內部的統一是中山死後防禦敵人進攻的必要保證”。①中共雖然表示相信國民黨不會因孫中山的離世而發生內部分裂，但實際上自孫推行“聯俄”與“容共”政策之後，國民黨內由此導致的內部分化一直呈加劇趨勢。中共一直密切關注，受到蘇俄及共產國際的影響，逐步引入“左派”、“右派”等概念對此現象進行闡釋與解讀，並根據兩黨關係的動態變化不斷調整鬥爭策略與劃分標準，對不同的派別，分別採取團結、爭取或排斥、打擊的政策，從而形成了一套獨具特色的政治文化話語體系，對二十世紀中國影響深遠。② 一、中共最初在國民黨內引入“左派”、“右派”概念 1920年代初期，蘇俄為了保證在遠東地區的國家利益，先後派出幾個代表團同北京政府談判，以期建立中蘇之間的外交關係和經濟關係，尤其是爭取獲得北京政府的正式外交承認。另一方面，蘇俄代表團也與中國各派勢力密切接觸，尋求合作者，孫中山進入了他們的視野。但蘇俄對當時國民黨組織渙散與派系林立的狀況很不滿意，因此在決定向孫提供物質援助的同時，亦不斷提醒後者應該注意健全黨的組織建設與思想政治宣傳，並敦促其進行改組。在這一過程中，蘇俄逐漸形成了一套策略，即通過劃分國民黨內的不同派別，改變國民黨的組織構成，培育一支“親俄”的“左派”勢力，支持其改造國民黨，進而控制國民黨，最終影響中國政局，最大程度實現蘇俄在華利益。蘇俄及共產國際在國民黨內劃分派別的理論依據是政黨的階級構成學說，重要標準是對待蘇俄的立場以及相應的對待“帝國主義”、“軍閥”和工農群眾的態度。最初，蘇俄的分化思路只是一個雛形，直到國民黨“一大”召開之後，這一策略才在派別劃分的理論、方法及實施途徑等層面得到落實。③ 蘇俄及共產國際對國民黨的分化策略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中共，作為共產國際的下屬支部，中共對此有一個領會、執行的過程，並在實踐過程中多有發揮。中共對國民黨的左右劃分在國共合作政策醞釀之初就已經開始，最初以國民黨人對共產黨的態度為主要標準，隱然將國民黨內部區分為不同的派系。不過，這種劃分還只是源於一種自發性認識，中共很少公開提及，與後來主動構建國民黨內左派、右派的做法有明顯區別。此時，共產黨人與國民黨內的反共群體雖有對峙，但有孫中山的居間協調，雙方矛盾尚未激化。 1924年1月，國民黨在廣州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式宣告“改組”，確立了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的政策，國共關係日益明確。大會結束後，中共立即召開會議，形成了一份決議案，對日後共產黨人在國民黨內的工作態度與工作方法做出了具體的指導與規定。對於國民黨內那些反對與共產黨接近的分子，中共最初反應比較溫和，並不認為他們是所謂“右派”，同時還要求共產黨員對這部分人“多方加以聯絡，以逐漸改變他們的態度”。“無論國民黨的舊黨員與新黨員，他們比較疏遠我們，還曾經一二次反對我們的主張，他們不一定對我們有惡意，或者是不瞭解我們的原故，我們不要遽目為右派，把這樣的黨員目為屬於統一的一個派別，因而嫌惡疑忌他們。因為這樣，必致惹起他們的反感，促成他們的實際聯合。這將不但使我們與國民黨的合作發生困難，且徒然使革命勢力內部發生些不必要的分歧，以妨害中國革命的發展，而使國民黨不能免左右之分歧，我們應採種種策略化右為左，不可取狹隘態度軀[驅]左為右。”④此時，中共從維護國共合作的大局出發，態度上比較低調，在黨內文件中要求自己的同志努力工作，盡職盡責，採取謹慎、穩健的策略，爭取更多國民黨員的信任，淡化國民黨內的左右之分。 不過，作為孫中山的政治顧問，對國共合作起到重要促成作用的俄國人鮑羅廷顯然沒有如此樂觀。“一大”尚未結束之時，他就在中共一次內部會議中提出，參加國民黨“一大”的代表可分為左、中、右三派，其中，中派的數量最多，是左、右兩派爭取的對象，“為了戰勝右派，就必須使孫逸仙能感覺到有一個強大的左派作基礎。只要這個左派還沒團結起來，並且不在實踐中大顯身手，那就不能指望孫同右派進行堅決的鬥爭。”⑤同樣，在另一位俄國人——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維經斯基看來，在國民黨內保持絕對的統一而不發生左右派衝突的想法是不可能的，國民黨內有一部分黨員是“商業資本”的代表，他們有可能更改孫中山的既定方向，共產黨人“應表現自己有能力支持國民黨左派，揭露民族主義者可能出現的脫離群眾的些微錯誤”，共產黨的任務，就是“要在國民黨內爭得更多的民主，俾使國民黨左派有較大的迴旋餘地”。⑥兩位俄國人都提到了要極力壯大“左派”在國民黨內的力量。 實際形勢的發展也印證了鮑羅廷和維經斯基的判斷。“一大”之後，隨著共產黨人對國民黨實際工作的介入逐步加深，兩黨的矛盾與對立日益激化。國民黨內部分黨員堅決抵制“容共”政策，拒不接受共產黨人的“跨黨”行為。1924年4月，陳獨秀發表《國民黨左右派之真意義》，在中共方面較早提出了國民黨內的左右分化，其中表示，國民黨在“實際的政治運動未認真活動以前，也斷然沒真的左右派之意見發生”，“但將來國民黨在政治上實際運動豐富時，左右派政見不同，也是不能免的事”。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