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对巴黎公社的认知与传播(1920-1927)

作 者:
束锦 

作者简介:
束锦,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江苏省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副研究员,南京 210013

原文出处:
学海

内容提要:

建党之初,中共创始人通过对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的引介,在各种新思潮的博弈中树立起国际共产主义的旗帜。国共联合战线建立后,中共政治精英在高涨的革命形势下将对巴黎公社的认知化为凝聚革命力量的共识,公开运用这一思想利器对民众进行广泛的政治动员。此举不仅为国民革命注入了赤色的共产主义元素,且为大革命失败后中共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继续前行预埋了宝贵的政治能量,这一能量的释放对日后中国的政治生态产生了深远影响。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16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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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黎公社与十月革命是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旧政权的两大深具国际影响的里程碑事件。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虽历时仅72天,却是工人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英勇尝试,“这是使工人阶级作为唯一具有社会首创能力的阶级得到公开承认的第一次革命”①。巴黎公社与十月革命虽时空相隔、结果相异,但对于暴力夺权的无产阶级革命而言,两者都具有重要的象征和支援作用:巴黎公社的惨败,激励了后继者的斗志;十月革命的胜利,孕育了新世界的曙光。

      道路的抉择:中国共产党传播巴黎公社的缘起

      中共在草创之际对巴黎公社的认知与传播既包含着对国际共产主义的信仰,也有着拓展生存空间、扩大政治影响的实际考量。清季以降,在封建王朝的加速衰败和西方列强的大肆侵略下,催生了各种救亡图存的理想与主义。初起之时,马克思主义仅是各种改造中国社会的“方案”之一,其受众是零星的、有限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开启后,国人迎来了一场破旧立新的知识盛宴,各种主义和思潮争相登场,风起云涌。

      在各种主义之争和各路势力的博弈下,如何获取人心继而谋求发展,是中共诞生之时面临的首要议题。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促使更多的先进分子选择科学社会主义的救国救民之路,正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回应这一议题的关键之举。中共选择巴黎公社作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块重要阵地,具有双重意涵。

      一是因为巴黎公社是国际共产主义的象征,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和影响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兴起得益于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②而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之路,“巴黎公社在这条道路上迈出了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第一步,苏维埃政权迈出了第二步。”③传播巴黎公社的历史知识和革命精神既意味着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也是扩大马克思主义实际影响的重要路径。

      二是大家对于巴黎公社的认知具有较大分殊,相异的认知与诠释正是辨识不同主义信仰者的重要标帜。由美国教会人士主办的《中国教会新报》直指巴黎“生乱”,民众是“乱党”和“乱人”,所谓“乱党引兵攻地龙炮台”,政府军“以炮逐乱党出乡外,所擒乱人即用枪击毙,官军以得胜,故军心甚壮。”④因处理“天津教案”而随使臣崇厚赴法并亲身见闻巴黎公社的张德彝在日记中称之为“红头作乱”⑤。改良派思想家王韬在《法国志略》和《普法战纪》中称之为“乱党”、“匪贼”。20世纪初,革命党人宋教仁则称之为“巴黎暴动”⑥。国内的无政府主义者对巴黎公社“工人阶级政府”的性质作了“为我所用”的歪曲,认为“巴黎公民”正是他们所设想的那样“由公民自由组织,扫除政府”,从而实现“废官”、“止禄”与“纯正自由”。⑦唯其如此,中国共产党将巴黎公社视作无产阶级革命和科学社会主义实践的样板,这种价值立场及其相应的传播行为,是中共对马克思主义道路的坚定抉择。

      旗帜的树立:中共早期领导人奠定对巴黎公社认知的基础

      报刊是传递信息的重要媒介,也是不同党派向大众输出“政见”的主要阵地。近代国人办报兴起以来,历经维新运动、清末宪政运动、民初民主化浪潮,报刊的舆论导向功能已为社会精英所识。中共创始人不仅利用处于秘密状态的党内刊物构建巴黎公社的赤色图景,而且不失时机地进行公开传播。

      (一)李达勾勒“组党-革命”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图

      1920年底,《共产党》月刊⑧主编李达在创刊第2期发表了《社会革命底商榷》一文,结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事件,分析了当时中国革命的形势和时机问题。他认为社会革命的目的在于推翻有阶级特权的旧社会,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是“非妥协的直接的”阶级斗争。“阶级斗争的手段,以最普遍最猛烈最有力量的为好。……譬如一千八百七十一年法国地方自治团在巴黎干的猛烈运动。”⑨李达主张“要在各大都会,结合工人农民兵士及他种属于无产阶级的人,组织一个大团体,利用机会,猛然的干起大规模的运动来,把那地方的政治力,夺在我们手中,凭着政治上的势力,实行我们社会主义的建设,完全管理社会中经济的事业。所以这种直接行动,可以称为社会革命的唯一手段。”⑩当时,正值新文化运动阵营发生分化之际,理论界出现了“多谈问题少谈主义”,“要不要马克思主义”,“以什么主义改造中国社会”的论战。李达以巴黎公社的彻底革命为例,批判了当时的假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潮,将中共信奉的马克思主义与其他主义区隔开来,阐述了在中国掀起一场彻底的、大众参与的革命的必要性。

      1921年,上海、武汉、广东、湖南等地相继爆发了工人罢工,工人运动在此后一年多时间内形成了第一次高潮,在这种形势下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显得十分必要。然而,同年10月在柏林成立的所谓“第四国际”,主张无产阶级革命应由全体无产阶级加入,不赞成无产阶级由独立的政党领导,公然与第三国际分裂。党的“一大”后负责宣传工作的李达就此在《新青年》及时发表了《评第四国际》一文,指出无产阶级革命离不开共产党的指导。“无产阶级要实行革命,必有一个共产党从中指导,才有胜利之可言。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之所以成功,与一八七一年巴黎共产团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一个有共产党任指挥而一个没有。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在于夺取政权实行劳工专政。政权必须用武装方能夺到手,既用武装就不能不有严密的组织,什么劳动者自有的结合,完全没有用处。阶级争斗,即使战争,一切作战计划,全靠参谋部筹划出来,方可以操胜算。这参谋部就是共产党。”(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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