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军政思想述要  

——以严氏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三场战争的观察与思考为中心的考察

作 者:

作者简介:
王宪明,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黄焯钧,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084

原文出处: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严复对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十分关注,在战争期间就对之进行考察分析,并结合战争的特点对中国的军政建设进行思考。严复认为,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主要是因为没有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变革营规兵制,而是仍以“治匪之术”抵抗列强侵略;中国要富强,就必须变旧法、学西学。对于俄国在日俄战争中的失败,严复认为是由其内政腐败导致的,而“内政腐败,军声未有克扬于外者”。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严复认为,它以民族—国家集团为组织形式,规模空前;以科学发明为武器,伤亡巨大;财政经济等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严复认为,公理必胜,强权必败,中国应主动加入协约国作战,对内则要反思西方文明和政治体制的弊端,建设“对外能强对内能治”的新政权。严复的这些认识,超越了洋务派以“坚船利炮”为中心的军事思想,把近代中国军事思想发展到以政统军、以学治军的新阶段。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16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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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827;E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19(2015)04-0116-12

      DOI:10.13796/j.cnki.1001-5019.2015.04.016

      19世纪末20世纪初,先后发生三场与中国命运息息相关的大战,即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三场战争的性质虽不尽相同,但它们都体现了世界军事技术与军事思想发展的新趋势,都不同程度地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改变了远东及整个世界的力量对比,影响着此后整个世界的发展方向。从这三场战争发生之时起,中国军政界和思想界就对之密切关注并跟踪研究,严复是其中代表性人物之一。但是,严复在这方面所做的观察与思考,长期以来并未得到学术界的足够重视①。有鉴于此,我们就严复对上述三场战争的观察与思考中所形成的军政思想进行初步梳理分析,以期对其军政思想有一个整体的认识②。

      一、甲午战争:“世变”方殷,中国“不变法则必亡”

      1894—1895年,日本以朝鲜问题为借口,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并击败清军

      中国作为一个堂堂大国,何以会败在自己一向瞧不起的邻国日本之手?严复认为,中国军队之所以败于“蕞尔日本”,原因很多,主管官员的贪污腐败、将官的无知无能、派系之间钩心斗角等,都与战败有关联③。但是,这些还不是根本原因。中国战败的根本原因有两点:

      第一,没有顺应“运会”,跟不上世界潮流的发展。

      “运会”一词在汉语中很早就已出现,魏晋南北朝时该词的使用已经相当普遍。到宋代,邵雍著《皇极经世书》,分别以“元”“会”“运”“世”观念来描述日、月、星、辰④,以年月日时的变化来推衍世局人事的变迁,形成一套完整但“从实证的自然科学的角度来看”毫无意义,甚至“完全是一种胡编乱造、根本站不住脚”的“运会”理论⑤。严复所说的“运会”与传统的“运会”观念显然不同,其内涵已经远远超出传统,而把近代世界的发展与变化大势纳入其中。他说:“观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夫世之变也,莫知其所由然,强而名之曰运会。”(第1册1页)“运会”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即使有“圣人”出现,也无法改变其趋势,只能顺应“运会”的要求,顺势而为,逐渐改变、转移“运会”。

      在严复看来,近代以来,西力东渐、中西交通已是大势所趋,“运会”已成,要想躲避,已经完全没有可能。但是,清朝当局却无视这一趋势,错误地采取了“驱夷”政策;割地赔款、开埠通商之后,仍保守旧局,不思进取,完全没有意识到时代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不改革已经无法维持国家的体面。这就像郭嵩焘《罪言》所说的那样:“天地气机,一发不可复遏。士大夫自怙其私,求抑遏天地已发之机,未有能胜者也。”而且不仅如此,“岂独不能胜之而已,盖未有不反其祸者也,惟其遏之愈深,故其祸之发也愈烈”,长期发展下去,最终结果将是“四千年之文物,而驯致于瓦解土崩,一涣而不可复收”(第1册3~4页)。

      第二,以传统的“治匪之术”抵抗列强的侵略。

      严复指出:“国朝武功之盛,莫著于高宗,而衰端即伏于是。降及道、咸,官邪兵窳极矣。故发、捻之乱,蔓延浸淫,几天下无完土。湘、淮二军起煨烬之中,百折不回,赫然助成中兴之业,其功诚有不可没者。然究切言之,。”(第1册37页)这可谓点中了鸦片战争以来晚清中国兵制的死穴:虽然见识了西洋军队坚船利炮的厉害,也开始采用若干西式的武器装备,到了后期军服、器械都改用洋式,甚至连军队训练所用口令都改用外语,表面上看似乎已经非常西化,但稍一考察即可看出,在“西化”的表象背后,其营规军制,即军事制度层面,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一切苟且因循。因此,在对内镇压民众时,尚可勉强应付,但要抵抗列强入侵则绝无能力。

      面对这样严峻的局面,怎么办?严复提出了“变旧法”“学西学”的“救亡”主张。

      

      严复指出,无论是练军实、裕财富、造船炮、开矿山,还是讲通商务树畜、开民智正人心,都“非西学格致不可”。即以“练兵”一事而言,人人都以为容易,实则不然。“若夫爱士之仁,报国之勇,虽非自弃流品之外者之所能,然尚可望由于生质之美而得之。至于阳开阴闭,变动鬼神,所谓为将之略者,则非有事于学焉必不可。”他举例说,军队“行军必先知地,知地必资图绘,图绘必审测量,如是,则所谓三角、几何、推步诸学,不从事焉不可矣。火器致人,十里而外;为时一分,一机炮可发数百弹,此断非徒裎奋呼、迎头痛击者所能决死而幸胜也。于是则必讲台垒壕堑之事,其中相地设险,遮扼钩联,又必非不知地不知商功者所得与也。且为将不知天时之大律,则暑寒风雨,将皆足以破军;未闻遵生之要言,则疾疫伤亡,将皆足以损众。二者皆与扎营踞地息息相关者也。乃至不知曲线力学之理,则无以尽炮准来复之用;不知化学涨率之理,则无由审火棉火药之宜;不讲载力、重学,又乌识桥梁营造?不讲光电气水,又何能为伏桩旱雷与通语探敌诸事也哉?抑更有进者,西洋凡为将帅之人,必通敌国之语言文字,苟非如此,任必不胜”(第1册47页)。如果为将帅者不懂近代科学,那么,“虽圣人生今,殆亦无能为力也”(第1册47~48页)。由此,他断言,“天下大势,既已日趋混同,中国民生,既已日形狭隘,而此日之人心世道,真成否极之秋,则穷变通久之图,天已谆谆然命之矣。继自今,中法之必变,变之而必强,昭昭更无疑义”(第1册50页)。而变之之法,须标本兼治,“不为其标,则无以救目前之溃败;不为其本,则虽治其标,而不久亦将自废”。而所谓的“标”,就是“收大权、练军实,如俄国所为是已”;“本”,则是“民智、民力、民德”三者而已,只要“民智日开,民力日奋,民德日和”,则“虽不治其标,而标将自立”。严复指出,在民智、民德、民力三者中,“又以民智为最急”。因此,“富强者,不外利民之政也,而必自民之能自利始;能自利自能自由始;能自由自能自治始,能自治者,必其能恕、能用絜矩之道者也”(第1册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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